周师洛（1899—？）诸暨人，民国时期从事医药业，杭州民生药业创始人。
周师洛于浬浦翊忠小学和诸暨县立中学毕业。1917年考入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药科。1920年毕业于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药科，毕业后回到诸暨创办了诸暨医院；1922年回母校诊疗所任药剂师；1923年任杭州中英药房药师。
周师洛工作期间，有感于西医所需的医疗药材无一不依赖进口，医药事业处处受制于人，财利源源外流，深感痛心。他利用业余时间研制注射用的针剂，获得成功，并向院方建议，却屡遭拒绝，于是奋然而起，苦心筹划，于1926年6月，和范文蔚等人筹资6000银元在杭同春坊创办同春药房(1936年10月更名为民生药厂股份有限公司)，开设民生制造厂化学药品部(今杭州民生药厂前身)，仿制国外西药，成为国人自办的四大药厂之一。1930年8月在国内首先试制成功安瓿。1939年制成磺胺乙硫——百炎灭，并产酒精、矽炭银和氯化钙。1943年研制成中性玻璃。
作为创始人，周师洛一生为人正直，生活十分俭朴，不追求享乐，一直过着一个普通职员的生活。他经常在车间与职工一起劳动，外出开会总是骑自行车，董事会劝他乘人力车（那时凡是有身份的人都是包人力车的），他执意不接受。抗战爆发后，我国另外三大制药厂原地不动，惟“民生”在周师洛的带领下毅然内迁，辗转浙江、安徽、福建、江西，经历种种磨难，物质几度遭受损失，生产一再受挫，但为了摆脱日伪控制，支持抗战，周师洛始终艰苦支撑，从不叫苦。解放前夕，他坚决拒绝董事长将厂迁往台湾的建议，把厂留在了杭州。1977年，周师洛在宁波病逝，享年81岁。
1926年6月，浙江诸暨县人周师洛药师在杭州集资开办的同春药房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开业。可生产安嗽露、矽炭银、嘉美灵、健美露、杏仁水、信利他命、咯血乃苏、非索隆等西药数十种之多，同时周师洛在药房后面的两间平房里设有“民生制造厂化学药品部”，制造针药，在同春药房销售，这成为国内最早生产化学针剂的药厂之一。1929年，同春药房的各种安瓿瓶药参加西湖博览会展出，并荣获特等奖。后因周师洛推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1936年正式改名为民生制药厂，1940年合成的新药“百炎王”是“民生牌”产品中惟一不仿照外国药品而研制成功的国产西药。这一阶段被认为是民生药业在解放前的全盛时期。
杭州的“民生”与上海的“海普” 、“新亚” 、“信谊”三家齐名，号称我国“四大药厂” ，是我国最早的现代化民族制药工业。按创办年代顺序，“民生”居第二位，但从制剂和针剂的齐头并进，则以“民生” 为嚆矢 [hāoshǐ带响声的箭]，堪称为我国现代制药厂的第一家。
周师洛办厂，艰苦卓绝，自力更生，敢于创新。他在管理上是总经理，技术上是工程师，平时是工人，事必躬亲，天天在车间劳动。厂内所有的化学仪器、机械设备，多数是自行设计，自己制造，从无到有，从缺到全。特别是建立和发展针药所必须的玻璃车间，值得大书一笔。原来装注射药液的玻璃安瓿是依赖日本进口的，1930年三、四月间，社会上发生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来源断绝。改向德商定货，但检验结果，碱性很重，不合要求。因针药玻璃必须是中性的，如属碱性或酸性，则药液会发生沉淀或分解变质，对病人有害，而中性玻璃在当时中国还是一个空白。怎样能解决这个重大问题呢？只有依靠自己动手。但他是专攻药学的，对玻璃制造是外行。于是一面罗致人才，从上海请来有经验的老师傅；一面日夜查阅中外文献，拟订配方，与老师傅一起边试验边改进，几乎废寝忘食，经多次试制，终于获得成功。可是安瓿破碎率达70%之多，拉管技术也未过关。为此，他不畏艰难，于1933年11月专程赴日本考察，汲取其先进技术经验。回国后努力攻关，达到正常指数，产量逐步上升，不仅满足本厂的需要，还可支援别的厂家。品种除针药玻璃管安瓿之外，还能制造其它医疗玻璃器具。制造玻璃的主要原料为海防砂，产于越南，由日商贩运到港，控制在日商手中。为了摆脱日商的垄断和剥削，他又多方探索，最后找到杭富路上的杨家山开采石英石，用自己设计的轧粉机碾成石英粉代替海防砂。原来用国外进口的德国卜内门纯碱，改用国产的永利纯碱，又以国产的豫硝替换进口的硝酸钾。如此种种，达到完全采用国产原料来制造中性玻璃，实在是振兴民族工业办厂的一个楷模，在今天看来，也还有它的现实意义。
周师洛办厂的特点，是着眼于祖国珍贵的药学遗产和丰富的药材资源，从中药科学化入手，研制出许多具有民生风格的名牌药品。其中有不少是创造性地采用中药及当地矿物，加以提炼精制而成的，药效显著，为开发中医药宝库，增辟了一条光辉的道路。如用远志、桔梗、川贝、紫菀、甘草等制成祛痰止咳的“安嗽精” 、“安嗽露” ，是民生早期深受欢迎的产品之一。“矽炭银”是采用酸性白土（《本草纲目》称“五色石脂” ）、牛血炭和银制剂配合制成，有很强的吸着力，治疗肠胃病、腹泻，以成为传统良药（现在杭州利民药厂所制的“矽炭银”片，是目前单项药片中销售量最大的产品）。专治风湿痛的“喜美灵” （生物碱汉防巳甲素），以中药汉防巳为主要原料。治疗脚气病的“倍利他命”（维生素乙）是从米糠中提炼。治疗皮肤病的“糠馏油”是取之于砻糠。治疗妇女月经不调的“健美露”是当归的制剂。（但当时市场上从日本进口的“中将汤”大肆宣传为妇科良药，其实完全是中药原料未经提炼的商品。）民生以研究提炼中药为一大任务，扩展产品，提高质量，也是在四大药厂中遥遥领先的。
周师洛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的“海普” 、“新亚” 、“信谊”三厂原地不动，独“民生”为避免日伪政权的控制和利用，毅然撤出杭州，迁往内地，转辗于苏浙皖闽赣五省，投入抗战，经历了种种磨难，物资一损再损，生产一蹶[jué 跌倒]再蹶，而他仍风里来，雨里去，始终艰苦撑持，认为只要“民生”一息尚存，也要为抗日奋力生产。抗战胜利后重返杭州，尽管政府腐败，通货恶性膨胀，“民生”处境困苦，但是生产总算恢复了。
解放前夕，“民生”董事长罗霞天极力主张把这个厂迁往台湾，周师洛严词拒绝。由于他的极力反对，才使“民生”在杭州幸存下来，为今日浙江制药工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综观民生药厂致力于实业救国的爱国道路，充分表明民族资本工商业的发展，对于抵制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促进生产的社会化和国家的现代化，历史上是起过进步作用的。民族资本实业救国，有其积极的一面，这与那个时代中国人民争取经济独立和民主科学的斗争方向是一致的。
解放后，民生药厂改为杭州第一制药厂。自1985年5月1日又恢复原来的厂名。这标志着老“民生”的创业精神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批判继承和发扬光大。
周师洛创办民生药厂的卓越成绩，蜚声于医药界，而他的关怀桑梓医疗事业，现在却很少为家乡的人知道，实在遗憾。这里，也略述一下。
诸暨县有公立的现代医疗保健事业，当以诸暨县立医院始，而县立医院的前身则是诸暨病院。它是1920年间，由周师洛邀集同学汤伯熊（字訏定，解放后任诸暨县人民医院第一任院长）、姚典、冯继芳等私人合力开设的。1933年，由周师洛建议，取得同仁一致赞成，将诸暨病院献给政府，改称诸暨县立医院。改为公办后，院址在学前湖原诸暨县立中学校舍内。限于当时条件，仍然是机构单纯，设备简陋，全院仅院长1人，医师1人，药剂师1人，招学生6人培训自用，会计兼庶务1人，勤杂工1人。日常医务只看门诊，不分科，无病床，不收容治疗，名为医院，实际是个小型的门诊部。每天就诊患者，一般在30号以上。每年春季施种牛痘兼巡诊，派医师1人下乡，往来于枫桥、草塔、浬浦、安平等各乡之间，约一个半月。医院经费由县政府拨给，人员由县政府任命，管理归院务委员会，而院委会实际负责的主要人员仍是周师洛先生。在院工作过的寿能浩、徐承荫、戴行钢、姚乃舜、裘景舟都是他推荐去的。院里有一批相当数量的备战药品、敷料和卫生器材，预先置办保存，以应药源匮乏时燃眉之急，也是他深谋远虑的好主意。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敌机飞抵诸暨城关，炸伤居民1人，送院急救。“八·一三”沪战爆发，第一批伤员200余人送达诸暨，暂时安排在北门外茧行大院收容治疗。听说第二批伤员更多，周师洛知道县立医院的人力不足，决难胜任，当即与浙江省照料受伤将士办事处处长孙序裳商谈，决定在诸暨设立浙江地方第十二辅助医院，任黄士扬为院长，在茅渚埠桥附近的一个蚕种场内设院收容，裘景舟率县立医院全体人员参加医疗，为时约三个多月，分批收治500余人。因杭州将近沦陷，局势紧张，所有伤员转送江西南昌，县立医院也暂时疏散。
周师洛除创办民生药厂及热心桑梓医疗事业之外，还有两大功劳。一是1923年他在母校诊察所期间，浙江第一师范（现在的杭一中）发生一桩食物中毒案，情况非常严重。全校600余人无一幸免，死亡学生竟达28人，一时轰动全城。周师洛极为关切，主动去该校调查，要求校长何炳松将晚膳剩饭送到诊察所，由他连夜化验，证实为砒霜中毒。他立即制成砒霜解毒剂供抢救之用，重症者赖以脱险。事经追查，原来是该校会计俞而恒贪污被学生揭发，怀恨于心，用砒霜投入饭内，造成重大惨剧。另一是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内早有中共党的活动，秘密领导学运工作，党员潘守荣、曹仲芝、魏特、童志沂、叶江及团员吴兴凯等，于1927年四·一二遭到国民党逮捕入狱。周师洛积极参与营救作保，除曹仲芝被害，魏特逼死以外，余均获释。邑人徐学聃[dān丹]在杭一中被捕关入浙江反省院，何夑侯两度被捕，也都是他和陈季侃、周子豪、斯夔[kuí葵]磬[qìng庆]等出面保释的，充分表现出他富于正义感、不避风险的精神。浙医进步学生较多，引起国民党忌恨而勒令停办，他又百忙中各方奔走，积极参与复校运动，终使学校得于1931年恢复招生，为我省医药教育事业得以生存作出了努力。
他为人正直诚笃[dǔ堵]，自奉俭朴，待人和蔼可亲。在他办厂的同时，热心参加社会活动，曾任杭州市商会理事、市参议员。解放后，任市工商联委员，市新药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同时，他还是民建的成员。
他从不追求享受，过着很平常的职员生活。西装袋里总是塞着钢尺、老虎钳、螺丝起子、多用小刀等等。不吸烟，不喝酒，吃饭随随便便，工作废寝忘食。他一家七、八口人挤在同春药房的两间旧房子里，只有一些旧家具，没什么摆设。出外总是骑着自行车到处转，董事会要他用公款备用一辆包车，他不要。大家经常看到他在车间里跟工人们蹲在一起，搞那些制药用的器、箱、锅炉、装置等，他就是这样实干苦干，自行设计制造出许多设备来派用场的。
1952年，五反运动中他蒙受冤屈，被错误判刑，忍痛离开了亲手创办的民生药厂。1977年2月，在宁波因病逝世，终年80岁。1984年3月，30年沉冤终于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