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子超（1899—1989）诸暨人，民国时期印染专家，中国印花工业先驱者之一。

1899年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县。1919年去日本，开始就读于东京东亚预备学校。1924年在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毕业。1926年回国后，应聘于上海达丰染织厂任工程师，他在中国较早致力于发展机械印花，并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为中国印染工业的发展和印染厂建设作出了成绩。1960年，钱子超退休。1989年病逝于北京。

1919—1920年就读于日本东京东亚预备学校。
      1920—1924年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后改名为东京工业大学）印染科毕业。
      1924—1926年在日本印染工厂实习后，去新加坡筹办针织漂染厂。
      1926—1945年任上海达丰染织厂工程师、副厂长。
      1945—1949年任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三、第四印染厂厂长。
      1949—1952年任国营上海第二印染厂厂长。
      1952—1953年任国营上海第一印染厂总工程师。
      1954—1960年任纺织工业部设计院印染总工艺师、第四设计室主任。
      1989年1月8日病逝于北京。

（一）生平简介
      童年时期
      父亲原是店员，经商失败后种田务农，生有四子一女，钱子超排行第二，自幼家境贫困，聪颖好学。
      早年时期
      学生时期的钱子超目睹民族的苦难，萌发了振兴国家的愿望。在杭州安定中学读书时，他开始接触各种新思想，并接受了“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影响，立志要发奋求学，走科学救国的道路。经同学黄树滋的介绍，钱子超决意东渡日本继续深造，但家中无力为他偿付学习费用和赴日旅途费用，在亲友们的相助下，于1919年去日本，开始就读于东京东亚预备学校。他在这所学校一年期间刻苦攻读，既精通了日语，又考取了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后更名为东京工业大学），并取得了公费生待遇。当时，同去日本读书的有十几个青年学生，到了日本后根据个人志愿有的选学军事，读士官学校；有的学医；有的选学教育。钱子超决心攻读印染这门专业，投身于国家印染事业的发展。在学习中，他除了攻克理论知识外，十分注重实际应用。他认为，在应用学科领域中，不仅要从理论上去探索研究，更需要从实践中运用提高。他利用寒暑假期和工厂实习机会，深入工厂实际，并在许可情况下亲自动手操作。五年寒窗，1924年他在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经学校的介绍，他还在日本印染工厂实习参观了一年。1925年秋，经在日本时同窗同学的再三邀请去新加坡筹办针织漂染厂，由于建厂条件不成熟，加上他回国心切，辞去了新加坡针织厂工作，回到了上海。
      1926年钱子超回国后，应聘于上海达丰染织厂任工程师，负责筹建印花工场。他从赴日考察、选购设备、回国安装调试、培训员工，到1929年正式投产，成为中国棉布印花工业的先驱者之一。他较早地将国外防染、拔染印花工艺应用于生产，并为开发新品种、新花色，作出了成绩。
      抗战期间
      抗日战争开始，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侵犯淞沪地区，达丰厂有遭炮火危险。为了使工厂少受损失并能继续生产，他将部分设备抢运到上海租界区内另建新厂，取名为信昌染织厂，钱子超参加了设计和基建工作，于1938年5月开工生产。投产后他主管印花工场。1939年，信昌厂与相邻的拆迁来的宝兴纱厂合并组成中纺纱厂，并改为该厂染部。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中纺纱厂因在香港注册，被视作英国产业由日本侵略军占领。
      抗战胜利后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纺纱厂染部恢复原名为达丰印染厂，开始独立经营，钱子超担任副厂长。同年9月，他由重庆大明染织厂经理查济民推荐，参加经济部苏浙皖区特派员办公处接收上海日资纺织工厂。钱子超被委派接收日资美华印染厂，任该厂的厂务主任（厂长），主持复工。经他组织力量，整修设备，于同年11月开始恢复生产，产品仍沿用原“美画图”商标，在很短时期内使该厂在产品品种和产量质量上得到很快发展。1946年2月，美华厂移交给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成为上海第四印染厂，钱子超任厂长。“美画图”商标印花布产品系列得到进一步发展，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
      同时，钱子超又兼任中纺公司上海第三印染厂厂长。钱子超接任后，经过检修设备，很快恢复生产，以后又对设备作了相应的补充和调整，显示了他既专印花，又精漂染整理的才能。同时，他辞去了达丰厂副厂长的兼职。
      新中国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纺公司决定调钱子超到中纺第七印染厂任厂长（七印后改名为国营上海第二印染厂），当时该厂设备残缺不全，尚在进行修配安装。钱子超接任不久，上海杨树浦发电厂遭飞机轰炸，局部被毁，影响了沪东各厂供电，而二印厂未受影响。受停电影响的沪东各印染厂在加工中经常发生湿布积压。钱子超在保护本厂安全、组织生产的同时，还帮助其他厂洗烘湿布，防止变质损失。
1952年9月，钱子超被调任国营上海第一印染厂总工程师，专心在技术和管理上发挥他的才能，解决了一些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难题，为人信服。
      1953年底，钱调至纺织工业部设计公司任印染工程师，随即参加了纺织工业部组织的“54”型印染机械定型组，任技术顾问，对定型工作作出了贡献。定型工作结束后，他就回设计公司着手组织新建西北第一印染厂的设计。这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个由国产设备装备的大型印染厂。
      1958年设计公司更名为纺织工业部设计院，钱子超被委任为第四设计室主任并兼任印染总工艺师。他又主持组织了国内石家庄、郑州、北京等地印染厂的设计，以及援助北也门和越南棉纺织印染厂的印染工艺设计，为中国印染工业建设和援外工作作出了贡献。
1960年，钱子超退休。1989年病逝于北京。

（二）职业生涯

中国印花工业的先驱者
      钱子超于1926年从日本留学回到上海后，应聘于上海达丰染织厂。该厂因准备扩充印花工场，聘请他负责筹建。他再次赴日，在日本各地深入考察印花生产技术，1927年引进日本四色辊筒印花机及附属设备，并聘请日本技师来厂，在钱子超的领导下，安装设备，培训员工，最后调试成功，产品进入市场。
      为了掌握和提高印花技能，他在车间随时分析解决生产中出现的问题，决心把印花生产搞上去。30年代初期，各地印花工厂（场）陆续兴建，相互竞争日益剧烈。钱子超在坚持以质取胜外，并在增加品种花色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一是觉察到市场上流行着一种大花直贡被面花布备受民众的喜爱，他采用国外的防染和拔染印花工艺，经过研究试验，终于获得成功，投放市场。二是采用植物染料苏木黑和盐基性染料交叉印或罩印在直接染料的色地上，印制成仿骆驼绒的条纹绒布，供冬服里子布用，经济实惠，畅销农村。三是以满地直接印花法在细薄斜纹布上印制深色花布，经过轧电光整理，获得真丝绸样的外观。由于新品种增多，竞争能力增强，给企业增加了利润，受到同行业的尊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华东纺织管理局加工科为提高上海市国营、合营和私营厂的技术与管理水平，从1950年10月起，曾组织各厂高层技术人员、印染专家40余人参加技术交流座谈会。每月集会一次，连续进行了11次，钱子超都积极参加，并在讨论印花问题时将他多年积累的经验，如印花机橡皮衬基布的组成、印花衬布的洗涤方法以及印花滚筒刮浆刀的厚薄和磨法等，作了精湛的介绍，受到大家的欢迎。
      技术革新
      1926—1953年，钱子超历任达丰染织厂、中纺公司第三、第四印染厂、国营上海第二、第一印染厂的工程师、总工程师、副厂长、厂长等职务。由于他重视实践，所以在印染生产技术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
      1．在上海二印厂仿制苏式机械堆布器。在钱子超的组织下，参考哈尔滨亚麻厂从苏联引进的绳状布束进入煮布锅的象鼻状堆布器和积布池上的行车式堆布器，设计仿制成功，以机械代替人工甩布，改善了工人的劳动条件，曾受到纺织工业部的表扬，并在中国印染厂推广。
      2．在上海二印厂自行设计制造丝光后烧碱废液的三效回收装置。钱子超组织吴嘉生、周履安、王嘉禾等汲取上海一印厂和达丰染织厂从英国引进的丝光后烧碱废液经沉淀去杂、苛性化和三效蒸发装置，自行设计制造成套装置成功，可以将含碱量仅40—50克/升的稀碱液，蒸浓到300—400克/升，重新回用于丝光，烧碱耗用量较未回用前节约75%—80%。
      3．解决上海一印厂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提高印花机车速时发生的花布正面搭浆问题。一印在印大面积花样时，花布印上色浆，先在大烘筒进行反面烘干后，转入双排小滚筒双面烘干时，通过作为转折点的小导辊（一般内通蒸汽），常常产生搭浆，需要及时停车清除。他了解情况后，果断地采取将小导辊中改通冷水的措施，花布正面就不搭浆，解决了问题。
      4．克服了上海一印厂练漂车间一度出现的大批量漂白布质量下降事故。开始时有人认为是煮练所用丝光废液含杂太多所致，经改用新碱液后，疵点依然未能消除。钱子超经过分析和详细研究后，判断是坯布退浆不良，影响了煮练的均匀和深透，所以立即改进退浆工艺，使疵点不再产生。
      印染设备定型和新厂建设
      钱子超于1953年底从上海调到设计公司任印染工程师，他曾带领人员从南到北，向中国所有印染厂进行设备普查，收集设计资料。后来，又参加“54”型印染机械定型组任技术顾问，并列为定型组领导小组成员。由于他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对于英、日等国印染设备的结构和性能都比较熟悉。因此，在中国尚属第一次的印染机械选定型工作中，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对于每种设备的组成，每项工艺路线的确定，都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帮助领导小组作出决定，尽到了顾问的责任。这次定型工作规模很大，动员达一二百人，最后成果表现在用定型设备装备的新厂，投产后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定型工作结束后，钱子超回到设计公司，投入新建国营西北第一印染厂的设计。他在设计中能运用其经验和知识，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例如对于印花机的排列，有人主张学习苏联经验，把印花机头朝向窗户，以便采用自然光线，而钱则认为各地建厂条件和厂房型式不尽相同，不能千篇一律，亦可采用人工采光，实践证明他的见解是对的。
      1958年设计公司更名为纺织工业部设计院，钱子超被委任为第四设计室主任兼任印染总工程师。在中国新厂的设计中，他根据国内外趋势和自己的经历，提出不设立锅炉房而建设热电厂的方案，使新建电厂既供电又供热，不仅减少煤耗，又减少了大气污染。在设计工作中，他注意培养新生力量，推荐和重用技术骨干。他先后主持了西北一印和石家庄、郑州、北京等地印染厂的设计，还主持了厦门印染厂的初步设计，以及喀什、四川、咸阳等十几个印染厂的工艺设计，还有北也门萨那棉纺织印染厂和越南河内棉纺织印染联合厂的印染工艺设计。
      为了及时总结印染厂建设经验，1959年在钱子超具体指导组织下，编制了《印染厂设计手册》和《印染厂化学站设计手册》，为指导印染厂设计并做到规范化、标准化、系列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钱子超为人耿直，言谈话语直道而行。他治学严谨，对学术中的问题重视实践，追根寻源。他生活廉俭，作风正派。他的一生，是为中国印染事业的发展和建设倾注了全部精力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