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晋侯，少年随兄在定海城内开中药店，耽研医术，偶有一外侨求诊，一药而愈，外侨感佩，荐入上海荷商和兴洋行供职。启宇伴父至沪，肄业圣约翰大学，旋随父入和兴洋行任司计，簿册井然，深受器重。偶得英文本《丝光染色》一书，精心研读，钻研棉纺丝光染色技术，立志振兴棉纺印染工业。获得成功后，于1913年集资在上海塘山路创设达丰染织厂，任经理。时仅草屋数楹，染缸数对，所产丝光线，极受厂商欢迎。适欧战爆发，进口货骤减，“达丰”产品供不应求，数年间获利5万银元。1918年又集资在曹家渡建厂，向英国订购成套印染设备，首创中国机械印染业，投产后日产布2000余匹，皆贴有“日晒雨淋，永不退色”的“?”字标签。尤以黄卡其销路最广，致客商每提及卡其，必曰“达丰卡其”。利元哔叽、双童泰西缎等均替代进口产品。管理工厂一秉至公，为投资合作者及职工所敬服。在技术上用重金聘请外国专家任工程师，于合同任期培养国内的技术骨干人才，生产蒸蒸日上。1920年和1925年，又创设25000纱锭的振泰纱厂和12500纱锭的宝兴纱厂，与达丰结成纺织印染联合企业。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宝兴厂毁于战火，达丰振泰相继停产。经百计安排，或转移租界，或分散外迁。1942年成立泰山纺织公司，在常熟分设纱厂，以避日方统制。日军侵入租界后，以日商丰田纱厂名义邀启宇“谈判”，利诱威胁，迫令移至租界的达丰、振泰两厂与日方“合作”。启宇坚持大节，托词须由董事会决定，并离沪隐避，挫败日方阴谋，时人传为美谈。抗战胜利后，各厂恢复。1948年，向瑞士订购3万枚纱锭，因政府限制进口，便改运香港，于1950年成立香港纱厂，任董事长。20年代起，历任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董事、中华工商联合会理事、苏浙皖赣鲁豫六区棉纺业同业公会理事长、香港纱厂业同业公会理事长等职。曾捐款助定海公学、东海中学(今定海一中)等。幼子福元秉承父志，多次捐款，在定海一中兴建启宇图书楼、启宇体育馆等，并设启宇奖学(教)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