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中举,任江苏淞沪捐厘总局提调，宣统二年(1910年)改任江苏度支公所科长，整理财政。张历任地方财税官员，深识此中利弊，又与上海金融界有较深渊源,在整顿江苏财政、清偿旧债之余，尚能每月解款70万元供给中央政府，为各省之冠。民国14年(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圣约翰大学师生550余人因校长卜舫济以高压手段阻挠学生的爱国举动，愤慨离校，共商自办学府。张为离校学生善后委员会的工作捐款、捐物，并捐资3000元作为校舍建筑费，新校筹备委员会决定成立光华大学，推举张为校长。是年9月光华大学成立,先在霞飞路(今淮海路)租房上课。次年9月,大西路(今延安西路)新校舍建成,即迁入上课。张主持光华校政，竭力效法蔡元培，延请教授不拘一格，兼收并蓄，罗致人才极一时之盛。抗日战争初期,大西路校舍在战火中被毁，学校迁入租界上课。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要各校向日伪当局登记，张立即表示：“我宁愿解散光华，决不登记。”并委托在四川的光华大学商学院院长在成都成立分部。为避免登记,在上海的光华大学改称诚正文学社(即原文学院)和格致理商学社(即原理学院)。 张在光华还亲自授课，其讲稿辑成《约园演讲集》、《经学大纲》和《史学大纲》等书。他的著述还有《约园杂著》、《诗史初稿》等问世。他好藏书，收罗近10万册，就其所藏刊刻《四明丛书》等已广为流传。在抗日战争中，与郑振铎、何炳松等接受政府委托，在上海秘密收购古籍，收到善本4860部、普通本1.1万余部，为保存祖国文献作出了贡献。
清末，历任有：
淞沪捐厘总局提调宁波政法学堂监督杭州关监督。
民国后，历任有：
辛亥后，曾担任上海货物税公所所长，浙江省财政厅厅长、湖北省财政厅厅长、江苏省财政厅厅长、山东省财政厅厅长、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1928年）、江苏沪海道尹。
从辛亥革命到“九·一八事变”（1911-1931年），张寿镛先后当了十多年的财政官员，为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理财，遍尝官场生涯甘苦辛酸，终于长揖辞官，以办学、编书为乐。
在北洋政府时期，他的第一个差使是办上海税务。这在当时被称为天下第一厘差，但他在上海为时仅三个月就卸任了。接着，从1912年到1915年，他应浙江都督朱介人之请，当了浙江省财政司长（后改称厅长）。由于他是浙江人，而且与朱介人相处较好，得以发挥他的才能，当时，浙江省的年税收入连国税在内只有1600万元，辛亥革命时发了200万元军用，尚且有百万元外债，财政十分困难。在他任中，把每年税收平均提高两千二三百万元。除上缴国税、收回军用票、清偿外债外，及至他离任那年，还库余80万元，老百姓的负担反而减轻了。他采取几个措施：第一是治乱。包括制定税则章程，他不顾属吏谩骂，严禁贪污和苛捐杂税。第二是兴业。照他的说法是调查土宜，振兴物产，也就是利用浙江当地资源来发展生产，从发展生产中来增加国家税收。从那几年中，因收入上缴偿债，用在地方建设上的就不多了。可是他还是办了些好事，如修建马路，开辟西湖市场等。
从1915年到1918年，他担任湖北省财政厅长。那时已进入军阀混战年代。湖北的财政比浙江更难治理，他以在浙江时的办法，而且管得更严更细。曾做调查土宜、振兴物产方案计两三万字，当时，湖北督军是军阀王占元，为扩充地盘和势力，掠夺民财，增发官银局钞票。张校长不肯附和，就离开湖北。
1920年，张寿镛由北洋政府派任江苏省财政厅长。当时，江苏督军是李纯，因张校长不是他的亲信，被挡驾了，后调派为山东省财政厅长。但山东当权者强调鲁人治鲁，实际上也是变相挡驾，他接任不到十天，就主动辞职离去。
此后，北洋政府数度调他去北京任财政部秘书、总务厅长、库藏司长以及执政府秘书、上海南北和议秘书等，一度还在北京筹办劝业银行。然而张校长均不感兴趣，自称：此数年中，最无足述，流露了他对仕途的厌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