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国昌是我国近代著名企业家之一。1930年起经营信谊药厂，经过他精心擘划，数十年间，使信谊药厂从一家数名工人的弄堂小厂，逐步发展成为中外闻名，拥有大型制药设备和附属化工、橡胶、血清、玻璃、印刷等多种工厂，销售网遍及全国及东南亚等地的综合性、大型的制药、产销联合企业。在解放前夕的全国制药工业中居于翘楚的地位。
      从学生、跑楼到企业投资者 鲍国昌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生于浙江鄞县，父亲是当地豪绅，在鲍幼年时去世。鲍少年时，和其兄国梁随母亲移居上海。其母亲笃信基督教，不久鲍国昌考进法国天主教会在沪创设的圣芳济学堂(中学学制，今时代中学前身)求学。1921年毕业后升入法国天主教会接办的震旦大学①医科，先读特别班(预科)一年，后进本科。1925年在三年级时，因顶替其兄的职务，乃弃学就商，进英商怡和洋行②地产部当跑楼 (也称小买办。当时英人总经理在楼上办公，凡有业务联系由华人买办洽谈后，通过跑楼上楼汇报和请示，故名)。由于他精通英法文，工作勤奋认真，深得该行华经理(总买办)潘澄波的信任(潘死后，鲍曾被委为潘的遗产管理会的负责人)。①此时，鲍在业余时间为沪上建筑业大包头、富商徐虎臣的两个儿子辅导外语。由于这层关系，徐虎臣后来成为鲍所经营事业的主要投资人之一。鲍国昌在怡和洋行地产部任职收入不菲，加上有从事房地产买卖的佣金收入，因此几年下来，便有了一些积累。
     1930年，德籍俄人、药学博士霞飞创办的信谊药厂，因业务扩展，再次招募股本时，鲍国昌因应招入股，开始了参加经营信谊药厂的经历。
鲍国昌早年即有志于兴办实业，尤其鉴于中国药物资源丰富，如麻黄、桔梗、当归、龙胆、肉桂、朱砂等各种植物、矿物药材大量输出，为外人所用，利权外溢；而舶来西药每年输入以百万美元计②，亟应堵塞漏卮，为了挽回利权，鲍属意于制药事业。
      早在19世纪后期，西方近代医药开始传入我国。西人在广州、上海、厦门、福州等通商口岸创办医院、开设药房，所有西药都来自海外。从上海开埠的1843年至1887年，在沪开设的外国药房已有大英医院(药房)、老德记、屈臣氏、科发等20家。直至1888年(清光绪十三年)大英医院(药房)配方间工作的中国职员顾松泉辞职后，与友人合伙创办“中西”大药房，才打破了30多年来上海西药市场被外商独占的局面。该药房附设配药部，配制出售止咳、止痛、止血等药水和擦牙香水、除湿药皂等，成为我国近代制药业的滥觞。迄至1912年西药商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专制龙虎人丹的中华制药公司从中法药房分离出来时，方始出现我国最早使用制药两字的药厂。至1924年，上海的制药单位已骤增至93家。信谊药房亦是在此时实现了向药厂的转化。
      信谊药房，它是1916年由霞飞独资3000元在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746号创设的。初时曾用动物脏器和产科医院收来的胎盘，提拣、制成“长命牌维他赐保命”针剂、片剂出售。1924年邀请华人药剂师何子康合作，并在马斯南路(今思南路)20号租得弄堂楼房一幢，正式挂牌信谊化学制药厂。但此时规模仍小，仅有工人二三名。1927年职工增加到10人左右，并由何子康担任华经理。何又邀集友人郭云良等入股，信谊遂成为中外合资企业。1930年，信谊再次扩充招股。鲍国昌因在业务与霞飞发生过联系，又与何子康同为基督教徒，因此闻讯欣然应允，并邀集其兄鲍国梁、友人徐虎臣、许世芳一同参与。连同何子康等原有股款，中方共筹得资金5.29万元，霞飞以商誉及设备等作价3.69万元，两者合计股本9.08万元。经股东会推选何子康、鲍国昌、鲍国梁、徐虎臣、许世芳5人组成董事会，霞飞为监察人。又选定徐虎臣为董事长、何子康为总经理，鲍国昌为执事董事，并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鲍国昌每周三、六下午及平时利用怡和下班后的业余时间到信谊药厂参加行政管理工作。信谊增资后增添设备，扩大设备，扩大生产，至1932年，除主要产品维他赐保命外，陆续出品铋司莫撒而、乌罗透宾、麦角素、奴佛卡因肾上腺素(牙科麻醉剂)、盐酸爱米丁、樟脑油剂等注射剂，以及力弗肝、旦黄素等片剂和医用橡皮膏等23种产品。其中维他赐保命的产值占半数以上，毛利约为成本的一倍。由于当时中外西医师对国产的注射剂质量咸抱怀疑态度，而宁愿高价购用舶来针剂，因此信谊的注射剂销路不畅。为此鲍国昌和何子康商量后，于1933年派专人携带部分注射剂样品，送往美国鉴定，经美国卫生机关及试验所、医院的检验和试用，认为合格，可与英美同类产品媲美，并发给证明文件。消息传来，信谊产品声誉大增，并因国货运动的宣传和鼓动，遂使信谊产品的销路得以推开。
       中外合资以来，霞飞始终保持维他赐保命配方的秘密，藉此坐取高薪，抽去大量利润。后来鲍国昌通过他的亲信、职工王秀生，乔装铜匠，以维修机器、电器为名，频繁出入霞飞的配方间，取得该药的处方和有关的技术秘密。这时适又发生霞飞向国外进货时，违章夹带私货，被海关当局查获，信谊被罚巨款。鲍国昌等遂通过董事会乘机劝霞飞退股，从优结付股金、红利和退职金，从此信谊成为完全中国人集资经营的民族企业。
随着营业的发展，信谊年年增资，盈余也逐年提高，至1936年企业资本已达60万元，为1930年时的6.6倍，厂房也大为扩展，职工增至百余人。
      1937年，总经理何子康与执事董事鲍国昌等人意见分歧，矛盾日趋尖锐。为了另谋发展，何子康独资在沪经营极星化学制药厂，辞去信谊药厂的职务。不久，七七事变爆发，遗缺总经理一职，经董事会决议，由鲍国昌继任。
      鲍国昌接任信谊药厂总经理后，辞去怡和洋行的职务，集中精力经营信谊药厂。当年，他就去日本考察制药工业，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日本药物研究和推销方面的人才济济，技术力量雄厚，产品质量精良；中外对比，深感乎其后，望尘莫及。于是他决心从人才的培养和智力的投资入手，加强企业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办好信谊药厂。
      鲍国昌回国后，立即着手对信谊药厂的机构进行停业整顿。在5月4日的董事会上增选鲍的好友夏锦舫、朱吟江等人为董事，徐虎臣仍为董事长，改选许世芳、鲍国梁为监察人，从而使鲍国昌在董事会上有更多的发言权。此时鲍将总管理机构除庶务部外，全部迁到福煦路(今延安中路)397号，扩大了发行部门，健全了各级组织。鲍又建立了一个以他为首，由厂部及处级干部10余人组成的厂务委员会，作为全厂的综合领导核心。在总经理、副总经理之下分设总务处、秘书处、营业处和化学生物化验部、各制造部、会计部、广告部等三处、十二部、一科，淘汰了一批因循守旧，办事效率不高的人员。后又以高薪聘请熟悉药业市场、富有管理经验的原万国药房副经理陈铭珊为信谊副经理，充实了全厂的管理力量。信谊的人事调整使上下各部之间，人人职有专司，事权比较集中，厂内形成一种紧张融洽的气氛。鲍国昌认为这种气氛是企业经营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
       1938年以后，信谊药品种类逐步增多，并形成维他赐保命、食母生、好力生(V-A、D制剂)、维他新(V-B)、西他新(V-C)、新惜花散(由杨氏药物研究所制成后信谊经销的新六O六制剂)等10大著名产品。1938年，维他赐保命月销l万盒左右，仍占各类药品的首位，全年营业额约50万元。此后随着营业的发展，利润也逐年上升。1938年盈利为8.29万元、1939年176 191元、1940年达到576 578元。职工人数也从1937年的100人左右，增至1940年的300多人，其中女工约占70%。马斯南路的厂房从一幢扩展为六幢；并在沪南沪军营增设医用橡皮膏厂，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增设血清厂(1940年停办后改为玻璃厂)，在沪西哥伦比亚路(今番禺路)租地10多亩，建造二层楼厂房数间，设立化工厂。设备方面向国外进口冲头轧片机4台、旋转式颗粒机2台、水汀烘箱和中型搅拌机各l台；针剂生产仍用手工灌封；好力生胶丸因厂里尚无胶丸压制机，仍委托中国胶丸厂加工。
      1940年以后，鲍国昌通过信谊药厂的股票上市，以及担任总经理职权的便利，在营业额和利润不断上升的情形下，多次进行增资，逐步使自己在信谊全部股本中的份数上升到1949年的38.79%。其办法是除平时不断收购信谊股票外，在每次增股前均向银行贷款动用自己名下的红利和厂内的资金收购股票。另外在增资时发行优先股，如果旧股东无意或无力认购新股，则由他收购代认。此外还规定董事、监事可由红利垫付部分认股款，年终分红时扣还，后来更发展成赠股超过认股额。因此，召开股东大会时，均凭鲍国昌说了算。
      与此同时，鲍国昌还参考西方国家的企业管理，制订和建立了一套规章制度，主要有：1. 钟卡制度。规定每个职工上下班时须将工卡插入计时钟记录器，记录进、离厂的时间，以此作为考勤、核算工资的根据。2. 报告制度。信谊药厂至1946年已在天津、北平、青岛、广州、台北以及香港和新加坡、曼谷等地设立20多个办事处，鲍国昌规定各办事处每月必须将当地的经济、西药市场及信谊药品的销售等情况，报告总厂部，由秘书审阅后供鲍亲自过目。因此鲍能熟悉、了解整个西药市场的动态，及时作出反应。3. 招聘制度。规定职工一般都向社会公开招聘，职员须经过笔试、面试合格并具有可靠的保方可录用；工人则除具保外，还须经过体格检查、体力测试和听读英文字母等。4. 勤到金制度。规定全月不早退、迟到、不请假的加发一天工资；全年不缺勤的加发一个月工资。但病假满一个月的则作自动退职论，致使有的职工带病坚持上班，甚至发生伤亡事故。5. 奖学金制度。职工自身学习文化可凭收据报销学杂费；子女入学后的学费凭学校成绩单向厂方报销。6. 男职工结婚津贴。男工结婚加薪10%，生第一个小孩再加5%，生第二个加3%，加满至21%为止，以便职工结婚后能继续安心在厂工作。7. 对女工的规定。(1)不能结婚，查明已婚者即被辞退。其借口是女子婚后有家庭牵累不宜工作等，以致有的女工已三四十岁还不敢结婚。(2)女工上班不准穿花衣、不准烫发，只准穿蓝色士林布服装，所带饭盒也要用布包起来。8. 红包制。每逢发薪，鲍在他认为工作勤奋的职工工资袋里，附上一张支票，金额不等，并有鲍亲笔签名的红纸条，以示奖励。9. 严惩窃贼。对有偷窃行为者，经查属实后，不论何人挂牌除名。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驻租界，英美企业成为敌产。信谊和同业进口而尚未提取的大批西药及原料存放在白莲泾洋商码头的仓库内，也被日本军部作为敌产存封。1942年鲍国昌联合各厂出具证明，通过翻译沟通日本军部，将仓库存货全部提出。除将同业药品如数发还原主外，所余大部属于信谊名下。此时西药来源已经中断，市价狂涨，信谊意外地获得大批原料，鲍国昌也藉此获取一笔暴利。
大力开发、使用技术人才
      鲍国昌认为“事在人为”，任何企业要成功，发挥全体成员的积极性是首要方面。何子康任总经理时，因何是虔诚的基督教徒，雇用的人员大都来自教会，专业人才较少。鲍国昌接任后，注意专业人才的发掘和培养，选用专家，做到知人善任，充分发挥所长。他认为“从来没有一家工厂因为工资高而关闭的”，“高工资能够出人才、出产品”。他不惜重金高薪罗致医药界从国外学成回国的高级专业人员，如留学法、德的药学教授潘正寿，法国里昂大学毕业的化学博士林世瑾、医学博士毛守白，留学美国的药学博士蓝春霖等人，先后主持化学生物化验部、血清部和血清制剂等部门的工作。因此信谊形成了技术力量密集的优势，在当时与国内规模相当的新亚、五洲、民生等药厂竞争中常处于有利的地位，先后研制成功的各种新药，如止痛药“息宁痛”、抗过敏药“苯海拉明”、晕动药“晕海宁”等，都在同业中占有领先地位。尤其是在1940年底，试制消炎新药磺胺噻唑(简称S·T)原料获得成功，以之制成“消治龙”片剂和针剂，在当时国内市场上有确效的消炎药物较少的情况下，消治龙成为医药界乐于应用和推广的首选消炎药物，鲍国昌一贯重视广告和推销人员的作用。他提出营业额的5%以上作为广告费。他用重金和优厚的佣金，聘请熟谙西药推销业务、熟悉沪地各西药房的原集成药房副经理潘瑞堂及王大和等人，先后任营业部经理。录用中法药专等大学华业生为营业部代表(即向药房、医院、诊所推销药品的外勤人员)。这些营业代表在每天外出前集合一次，交换推销情况、提供本厂及市场的产销信息；又规定每周一个半天，聘请医药界专家给代表们讲解药物知识以及新药治疗范围和使用时应注意的问题等。由于代表们具有丰富的药物知识，因此颇受药房和医生的欢迎，处方中也乐于采用信谊的药品。信谊还编印《新药介绍》、《医药指针》、《卫生小常识》等广告宣传品，大量向社会各界赠阅。鲍国昌并将广告部设在自己办公室的邻近，每逢新药问世前，总要与广告人员反复研究如何命名，务使新药药名顺口易记，又能对药效一目了然。如消治龙问世前，鲍国昌曾专门和广告人员研究设计了一套构思独特的宣传办法，结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营业额直线上升。1945年度消治龙20片装片剂，每月销量平均达10多万支，次年更上升到20万支，成为东亚地区主要畅销药品之一。
       鲍国昌重视对生产、计划和成本的管理。他常说：“所谓管理，不仅是要有管理人员，还要能管生产、管计划、管成本。”他重金延聘上海立信会计事务所的专家潘序伦及其助手，为信谊设计了生产报表，如原料领用单、生产用料单、生产成本核算表等，务使原料、成品的实际库存与账面相符。当时曾发生由信谊进口的维生素丙原料，有在市场兜售情事，一时不知症结何在。后来从生产报表人手，通过成品针剂化验，终于找出了制造过程中有人扣克原料盗卖的问题，及时进行了处理。成本核算方面，由于通货膨胀时期，物价骤涨骤落难以进行有效的计算和比较。鲍国昌根据这一情况，经管理人员的建议，自行设计了“计值更位”枣“信谊元”(实际上相当于当时的美元值)用来核算产品的成本，达到了及时制止浪费、降低成本的目的。
      “药品的质量是药厂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生命钱”，鲍国昌对药品质量尤为重视，经常深入车间，发现问题，随时研究解决。他聘请中法药专有机化学青年教师来厂主持化验部。成品出厂一般都要经过细菌培养、动物试验和化学检验，并逐批进行书面记录，以备日后查考。信谊还特约上海广慈医院试用新药，对药品的医疗效果分组对比、测试，从而获得了科学的统计数据，为日后产品的提高和改良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鲍国昌除向社会上延聘著名专家、行家外，更重视青年人才的发掘和培养。他常说：“我们不能全靠专家、行家，还要把眼光注视在青年后起之秀身上，自己培养专家。”30年代末，他还只30多岁，但却重视比他更年轻的20多岁的青年人。每年夏天，各大专院校学生毕业之时，他常与各校联系，要求推荐优秀的毕业生来厂工作。中法药专首届第一名毕业生戴凯即是这时被聘任进厂的。1940年夏，鲍亲自选定了以中法药专、震旦、交大实业管理系、光华化学系以及沪江、东吴、圣约翰等校的数十名优秀毕业生来厂任职。经过实际工作的考察后，其中10多人不久即担任了处、部级的领导工作，后来又有数人被提拔为副厂长等厂级领导，成为鲍事业上的得力助手。在生产上，开始进行磺胺噻唑原料的试制工作时，曾屡经失败，一度还发生爆炸事件。后来起用了一批大学毕业的青年技术人员在专家的指导下，重新设计工艺流程，终于取得了成功。对消治龙原料开始时每天只能生产5至10公斤，后经青年技术人员的反复研究实验，才将日产量逐步增加到50公斤，成为信谊赖以腾飞的拳头产品。
      鲍国昌从企业的长远利益出发，不惜花费巨资进行智力投资，大力培养人才，并取得重大成绩。他选派厂中两位有培养前途的青年技术骨干，远渡重洋，去法国留学，分别攻读生物制剂和微生物学专业。当时曾有人反对，认为药厂培养留学生，远水救不了近火，“得不偿失”。鲍国昌力排众议，坚持自己的主张，他认为信谊的发展主要是靠技术力量，要想前进，就必须吸收当前世界制药业中新的技术和研究成果，否则就会落后。后来事实证明，鲍的意见是正确的。这两人学成回国后都为企业的发展特别是保持企业的技术优势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一位还成为我国著名的微生物学专家，解放后长期担任防治血吸虫病的领导工作。
鲍国昌还重视生产工人文化素质和技术能力的提高，他积极鼓励青工与练习生利用业余时间补习文化和进修外文、化学等专业知识，除了在厂内举办补习班，邀请教师讲课外，规定凡在外进修的都可到厂报销学杂费等，并在工作时间上给予适当的安排与照顾，经过长期的实际工作的锻炼，其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了制药、化工等行业中的工程师和技术骨干。
      由于鲍国昌重视人才的开发利用和智力投资，他主持经营的信谊药厂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从弄堂小厂逐步发展成为在我国制药工业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拥有多种附属工厂的综合性制药联合企业。到1946年，信谊已先后在天津、北平、青岛、济南、烟台、重庆、南京、汉口、蚌埠、福州、汕头、昆明、苏州、杭州、广州、台北、香港，以及国外新加坡、曼谷等地设立办事处。此时公司制造系统设有针剂部、片剂部、维他赐保命部、液剂浸膏部等。附属工厂有第一化工厂(设在今思南路)、第二化工厂(设在今番禺路)、台湾信谊分厂(设在台北西宁南路，解放后失却联系)。此外，还有医用橡皮膏厂、玻璃制品厂、血清厂、纸盒厂、印刷厂等。产品品种近70种，职工达600多人，生产繁忙时还雇用大批临时工。无论企业规模、实力，还是企业信誉，在当时我国民族制药企业中都名列前茅。
建国前后的鲍国昌与信谊药厂。
       鲍国昌由于将信谊的大量资金投入购买德邻公寓、沙逊洋行等不动产；另一方面，此时(1945年前后)沪地群众兴起揭发汉奸罪行，原伪商统会的袁履登、林康候、闻兰亭、周邦俊等人被捕入狱。鲍国昌因曾被迫参加过伪商统会的活动，担心遭不测，于是于1946年避往美国。在美期间，他利用好友、康元制罐厂厂主项康元转移到美国的大量外汇，继续进行业务洽谈活动。他先后参观了礼来、施贵宝、孟山都等制药厂和多家制药设备工厂; 著名的化工制药厂美林克洛特(Mallinchroolt)也派代表来与他商谈，并拟委托信谊在沪经销其产品。稍后上海检举汉奸风潮渐息，信谊的债务也因通货膨胀、货币贬值而有所减轻，于是鲍便在美国购买了一批新式轧片机、压片机、胶丸制造机后回国。
       鲍国昌回国后，上海的药业市场对信谊十分有利。尤其是“消治龙”旺销不衰，且原料来源充足；维他赐保命的年销售量也达2万盒以上。相反，美国的产品，如“S·T”片却因是战后的剩余物资，且大都为大包装，不受欢迎。1947年，信谊再次扩资，股本从10亿元增至100亿元。鲍国昌本人也再次当选为董事长兼总经理。正当鲍国昌拟大干一番之际，国民党政府发动了内战，通货膨胀，交通阻塞，市场呆滞；1948年国民党当局又强制发行金圆券，实行限价政策，逼令信谊存货按限价出售，使信谊元气大伤。在此沉重打击下，鲍国昌无意继续经营，只得再次以购买原料为名，将资金抽往香港，并携眷迁港定居，总经理一职由鲍国梁继任。不久上海解放，信谊厂获得新生。
      1950年秋，鲍国昌曾回沪小住月余，不久又以董事长名义重回香港，并继续为信谊作购办原料等事，直至1952年“五反”运动开始。“五反”运动结束后，信谊厂由陈铭珊任董事长兼总经理。鲍国昌便在香港另行投资新药业，以后又去巴西开设汽车修理厂等企业，并与其家属侨居乌拉圭。鲍国昌早年注重体育锻炼，因此晚年身体硬朗。1985年他曾再度回到祖国，看望上海信谊药厂的同人，并赠款30万元作为职工福利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