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子宁（1906—1980）绍兴人，民国时期从事造纸业。
钱子宁，祖藉浙江绍兴，1906年生于山东济南，为五代时吴越王钱镠的第三十二代孙。钱子宁身材高大，气宇轩昂。上世纪二十年代，就读于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1927年升格为同济大学），1928年赴德国寇顿工业大学留学，专攻造纸专业，与陈晓岚、谈致中、郭开始、朱尊民等造纸专家是同学。1932年，钱子宁学成回国，应聘为上海天章造纸厂的工程师，后因不满该厂的落后管理方式而辞职。1933年，钱子宁决定自己创业，办一个集生产、科研和人才培训为一体的机构。于是，钱子宁在其父钱师韩的支持下，把绍兴的祖屋卖了5000元大洋，和留德造纸专业的同学郭开始、朱尊民一起筹资2万元大洋，在大华纸厂工程师、造纸专家方汉成的帮助下，在苏州浒墅关创办了第一家企业，因成立时恰逢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故取名“中元造纸试验所”，意为“中天灿烂，元月光明”。钱子宁被推举为所长。
中元造纸试验所创立之初，设备较为简单，生产规模较小。真正挖掘到的第一桶金，是试制成功当时江南养蚕业极需用的蚕种纸。那时国内不会生产这种纸，市场需求全靠从日本进口。钱子宁瞄准这个市场，同当地的蚕种场紧密配合，依靠人才优势，经反复试验，终于试制成功，并且质量与进口纸不相上下，但成本大大低于进口纸。这样，国产纸品迅速占领了市场，取代了日本产品。钱子宁在苏州实现了原始积累。1936年，钱子宁等人集资100万元，成立了中元造纸试验所股份有限公司，钱子宁任总经理，准备在杭州建新厂，扩大生产规模。
正当他的事业蒸蒸日上之际，国内形势发生剧变。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秘书长翁文灏便奉命开始了秘密筹划工厂内迁，为不可避免的对日抗战保存民族工业的血脉。“芦沟桥事变”爆发之后，许多爱国的企业家纷纷响应国家的号召，将自己的工厂从沿海的一线迁到二线，后来又迁到三线，撑起了战时中国的经济。在那场前所未有的民族工业大迁徙中，钱子宁先生的造纸厂便是其中之一。“八?一三”事变后，钱子宁决定响应国家的号召，将工厂内迁。于是，钱子宁带着他的技术骨干和约100吨重的苏、杭机器设备，投入到这场世所罕见的工业大迁徙滚滚洪流之中。他们先后经浙江、江西、湖南到广西桂林，1938年又从桂林万里跋涉，历尽艰辛，最后于1939年4月落脚四川宜宾。 钱子宁之所以选中宜宾，是因为宜宾地处金沙江、岷江汇合于长江处，拥有丰富的造纸原料和便利的水上运输条件，并且又有内迁的发电厂。事前经过考察调查，钱子宁把厂址选定在了距宜宾城仅5公里的长江北岸一个名叫马鞍石的地方。同年9月，宜宾中元造纸厂正式破土动工。抗战期间，纸张紧缺，为了能使工厂早日投产，钱子宁打破常规，采取边设计边施工的办法，合理安排，交叉作业，在全体员工的努力和当地民众的支持配合下，终于在第二年6月建成投产，这就是后来有名的宜宾中元造纸厂。钱子宁任总经理，朱宝筠任厂长。
1940年, 日本侵略军大举南侵, 西南大后方的中心城市也不断地遭到日机大规模的“疲劳轰炸”。辗转从上海、南京、武汉、长沙、桂林、经越南河内迁到昆明的同济大学及中央研究院等, 决定迁往四川。同年秋, 同济大学校方给该校校友、宜宾中元造纸厂总经理钱子宁去电, 要求帮助寻找校址。当时, 四川的长江沿江城市重庆、泸州、宜宾都先后遭到日机的轰炸、空袭警报不断, 南溪县城空房较多, 但当地士绅不愿意。在这种情况下, 钱子宁想到了李庄。李庄是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古镇, 镇里庙宇众多, 祠堂星罗棋布, 有九宫十八庙之称；李庄物产富饶, 居民殷实, 民风淳朴, 士绅开明；李庄地势平坦, 气候宜人, 交通便宜, 距宜宾城水路仅19公里。李庄的种种优越条件, 是同大内迁的理想选址。李庄地方人士知道这个情况后，当地有名望的人士在一起商议, 决定欢迎同大迁设此地, 并向同大发出“同大迁川, 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的欢迎电, 随后又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同济大学发函, 详细介绍李庄的历史、地理、交通、物产、民情等各方面适合迁入一批学校和机关的优越条件, 再次表明态度。同大很快复电钱子宁先生, 委托其到李庄接洽迁川之事。钱先生到李庄后, 同地方人士密切协商, 初步拟定了安置方案, 即电告校方, 促其尽快派员来宜筹办迁入事宜。不久, 同大就派了理学院院长王葆仁（后为中科院学部委员）、事务主任周召南为先遣人员, 赴宜筹备迁川事务, 当时驻昆明的中央研究院也派研究员芮逸夫随同到宜寻找驻地。经与李庄各界人士协商座谈, 初步拟定了安置方案。
1940年10月至12月, 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人类体质研究所、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等先后经云南曲靖、贵州六盘水、四川叙永、泸州迁至宜宾李庄，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颠沛流离的一大批爱国的知识精英傅斯年、陶孟和、李济、董作宾、梁思成、林徽因、夏鼐、莫宗江、童第周、吴定良等名人、学子云集，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化中心之一，这与钱子宁的积极奔走斡旋分不开。
抗战时期，中元造纸厂也在战火中发展壮大，除了天时地利之外，这与钱子宁重视人才、善于经营管理不无关系。在用人上，钱子宁注重真才实学，量才录用，因而吸引了大批有才干的人来到中元，如造纸专家朱宝筠、林岳、吴升培等。除了用人，钱子宁还重视培养技术人才，先后办了多期不同文化层次的技术培训班，后来，这些人都成为生产技术骨干。据中元造纸厂记载，该厂最兴旺的时期，就拥有工程技术人员100余人，其中留学专家10多人。在经营管理方面，钱子宁受德国的影响较深，观念也较新。他的工厂不设封建色彩浓厚的工头，而由工程技术人员带班，全面负责生产技术、质量安全和劳动纪律，还要参加技术性的劳动。宜宾中元造纸厂开始时只生产打字纸和道林纸，1941年用马尾松苛性钠法，制成碱性化学木浆造牛皮纸，在全国首创成功。到1941年底，又先后试制出香烟纸、单面光道林纸、绘图纸、鸡皮纸、新闻纸等，产品由3种发展到18种。1942年1月，该厂生产的牛皮纸、绘图纸在迁川工厂联合会举办的产品展览会上，获得了特等奖。以后，该厂生产的各种纸张还先后获得了四川省政府和桂林展览会的多种奖励。为了调动员工的生产积极性和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他还免费为员工提供工作餐和集体宿舍。中元造纸厂的江浙人较多，他们来自东部发达地区，有对文化教育的需求，在企业发展效益增长后，他还先后为员工办起了图书室、运动场、子弟校、幼儿园等。这在当年的私营企业中是不多见的，因而深得员工拥戴。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抗战后方需要的进口印钞纸和其它高级纸张的来源中断，在这种情况下，钱子宁接受“中央信托局”要求，生产印钞纸。这可是一件大事，如果试制成功，就意味着企业将会有一个大的跨越。于是，钱子宁率领全厂技术人员日以继夜地反复研制试验。与此同时，又获悉在四川万县有一台符合生产要求的过去从美国进口的三圆网多烘缸造纸机，这台设备还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办洋务时于1905年购买的，当时因故未能安装使用。运到宜宾后，经修复改进，解决了机器设备的问题。经过全厂职工几个月的努力，1943年3月，终于造出了符合要求的印钞纸，时任资源委员会秘书长的翁文灏和美国专家麦美伦到中元纸厂考察，抽样检查合格，受到表扬，经中央信托局的认可，签订了印钞纸供货合同，并获得了高额的预付款。这个项目，为工厂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因此，在以后的几年间，工厂增加了机器设备，扩大了生产，改进了工艺。工厂也从最初的1台纸机增加至7台，并在贵州、湖北、陕西、甘肃省等通过技术入股和资金投入等方式，建立起了“元”字号的“托拉斯”式企业。
抗战胜利之后，钱子宁奉经济部的指令，参与对上海的敌伪造纸企业的接收工作，随东归大潮来到上海，准备在大上海干一番事业。他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购买了4艘美国在二战之后的退役军舰，最大一艘载重量为4500吨，改装成商船，加上原来的“渝元”号运输船，创办了中元轮船局和两江汽车运输公司；他先后又在印刷、纺织、保险、铁矿等多家企业投资入股，并成立了“中元上海总管理区”，统一管理企业有关业务，实现了“中元”向东南沿海的转移。但随着内战的爆发，形势的剧变，钱子宁对中共的不了解，1949年4月，“中元”的运输船队载着钱子宁及其携带的“中元”的全部资金和几十名高级技术、管理人才与其家眷，离开宜宾、上海来到香港。1950年乘中元轮船局4500吨的“良心”号海轮，又从香港去了南美的巴西，在巴西圣保罗市筹办造纸厂。
钱子宁在巴西圣保罗市的经营业绩却并不如意，这缘于他对国际市场的错误判断。钱子宁到巴西建厂期间，用备用资金购买了大量的纸浆贮存，未曾料到，其后国际市场上的纸浆价格暴跌，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加之人地生疏，对当地市场缺乏了解，终使纸厂难以为继而停办。1954年，钱子宁发给大家遣散费宣布散伙，自己离开巴西来到德国工作，几年后定居台湾。
1963年，祖国大陆经过政策调整之后，已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经济形势大为好转，1964年中法建交，特别是1965年李宗仁的归国，给钱子宁以极大的影响。这位在外飘泊多年，思乡报国心切的知识分子、企业家，辗转给过去的老朋友、后任民革中央副主席的钱昌照、孙越崎写信，表达了自己想回大陆的心愿。周恩来总理知道后，对钱子宁的这种想法表示欢迎。当钱子宁辗转得知这一信息时，已是山雨欲来的1966年了。正当钱子宁积极筹划准备行程之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钱子宁回祖国大陆的愿望未能实现。1974年11月24日，钱子宁因病在台北去世。钱先生有二子七女，均为留美的学子，现都在美国定居。
落实政策
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中元造纸厂的12名股东，先后从国内外来函给长江造纸厂（原中元造纸厂），要求清查股金和支付股息，得到四川省和宜宾市政府的重视，经过调查核实，于当年落实了中共对民族资本家的政策。随后，经查档核实，也兑现了当年中元造纸厂员工向资方争取到的而拖欠未发的劳绩金。1946年，中元造纸厂员工向资方争得每年发给两个月工资的成绩费和三个月的还乡费（后合称劳绩金）。这项金费共计51.41万元，1990年向股东兑现股息时协议扣留，另加政府给付利息17.99万元，合计69.4万元。查得1949年以前的员工共有382人。2005年７月，在宜宾丰宜律师事务所的监督核实下，向原中元造纸厂员工或继承人全部兑现了劳绩金。
钱子宁，这位二十世纪初期的留德专家，为中国现代造纸工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李庄抗战文化的形成奠了基。让我们记住这位爱国的知识分子、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