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丹书（1841—1920），清末上海著名的金融家，早期宁波商帮的代表人物。

早年家境潦倒，年轻时从家乡来到上海闯荡，随德国人学外语，何因为聪颖，德国人甚至不收他的学费，对他甚为赏识。多年后，何丹书成为了德商瑞生洋行的买办。所谓买办，他一方面是洋行雇员，集经纪人、代理人、翻译、顾问、交易垫资人、信用担保人等角色于一身；一方面又是独立的商人，有自己独立经营的实业。当时洋行挑选买办，除看重外语和忠诚度，还强调人望与交游、商业能力和经济实力。当时，瑞生洋行的日常开支和货款一直由何丹书垫付，他还以几万两白银、道契（房屋不动产、有价证券等）和个人信用作为担保。何丹书替瑞生洋行做进出口贸易，垫付资本，承担风险，以此分享洋行的特权及利益。据资料记载：“买办的收入，一是薪水，每月几百两到一千两不等，用来给买办聘用的雇员发工资；二是佣金，平均为进口货值2％、出口货值1％；三是不正当收入，如买卖差价、吃盘、利息、打包、上下力、吃磅、箱皮等陋规，平均在贸易额的2％左右。据估计，20世纪初，一个买办每年有1万～5万两（元）收益，这还不算独立投资的收益。”19世纪末，活跃于上海洋行的买办约有2000～2500人。为了借助官场势力，同治后期即19世纪70年代前后，在上海滩，买办阶层的影响力不仅在于洋场和商场，也通过捐官而达于官场，这是当时的惯例。那些做军火买卖以及向洋务派企业推销工矿器材原料的买办大都花钱“捐道台衔，戴粉红顶子，拖花翎，进上海县，县官须得迎送，上两江总督衙门也可通行无阻”。作为瑞生洋行买办的何丹书也不例外，不过，何丹书因为对枪炮性能“留心研究”而成为“专家”，“清室名公巨卿深器重之”。他与李鸿章、曾国藩都有接触，得到洋务派精英的信任，在其他买办捐道台四品衔的基础上更上层楼，成为三品衔，超出了当时的惯例。因此得以拥有在官场、洋行、实业界都得到认可的复杂身份。

光绪十五年（1889），何丹书与徐子静、叶澄衷等筹资开办轮船公司，瑞生洋行的这艘“宝清”轮附在和兴洋行名下。这个“假外资”轮船公司一开始就不顺，不仅因为假借英人名义要白白叫人拿走三成利润，而且很快被垄断轮船运输的太古、怡和洋行看破机关，告到李鸿章那里，李鸿章当即电谕地方官“设法阻禁”，电报于光绪十六年四月十二日酉刻发出。蹊跷的是就在此前一天，光绪十六年四月十一日早上，瑞生洋行的“宝清”轮在扬子江内狼山附近忽然失火，烧毁轮船，烧死及溺死中外乘客数十人，随船买办因满载糖货杂货受损破产，而闭门放洋枪自行击毙。何丹书投资于“假外资”轮船公司的资产，损失巨大。这一闷棍之下，再加上追着噩耗到来的李鸿章电谕，何丹书只能自认“运蹇”。《新闻报》是近代上海与《申报》齐名的著名报纸，世称“申新”。1893年2月17日创刊。1906年何丹书与王子展、沈仲礼、苏宝森、顾永铨一起，进入美国人福开森办的《新闻报》董事会，任华人董事。时《新闻报》销售量1.5万份，居上海各报之首。 1911年5月，时年已过六旬的何丹书在小沙渡路（今西康路）独资创办了一大型酱园，名曰“何寿康”，以土法生产酱油，同时兼做黄酒。其中以“寿星”、“荷花”为商标的三优酱油、卫生酱油、虾子酱油等式其特色产品，远销东南亚各地。在上海兴办实业的同时，何丹书还不忘家乡的各项事业，光绪二十三年（1897），与蒋梦麟父亲蒋怀清一起编写了《余支湖志》，为当地的水利设施的研究和保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1902年，何丹书又联合蒋怀清等人在泗门建设义塾，筹得经费七千三百两，存本取息岁可得银五百余两。同时，又得到上海同乡绅富认捐，常年经费约二千余元，统计出入可以相抵。创办了浙江第一所新式私立高等小学堂——诚意学堂。1908年，何丹书又在自己的家乡回龙市创办了丹书学堂。学堂有120亩校田，开始时候，学堂实行学费全免，有校田的租金收益维持日常开支，同时，对何姓优秀毕业生可以免费安排工作。学校教育采取复式教育。1920年，何丹书在上海去世，享年79岁。他的灵柩运回老家回龙市进行了安葬，曾国藩的女婿，曾先后做过上海道台、苏皖浙鄂巡抚，洋务派实力人物聂缉槼为何丹书题写了墓碑额、墓碑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