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镛(1825—1889)字贯经，因排行第三，人称“刘三东家”。祖籍上虞，清康熙初，远祖刘尚迁居吴兴（今湖州）南浔，在大桥湾泰安桥下设小铜匠铺。刘镛初在一家绵绸庄为学徒，后到邱启昌丝经行当伙计。曾与邢赓星合资创办正茂和恒顺丝经行。发迹后，独自经营蚕丝生意。经销淮盐，在扬州设盐务总管理处，为全国的大盐商。还在上海投资大达轮埠。先后在上海、杭州、青岛、汉口、常熟等地经营房地产；在南通创建通州垦牧公司。号称“南浔四象”之首。

刘镛年轻的时候当过铜匠，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地为人家修补铜勺铜锅，以贴补家用。南浔的老人回忆说，当年刘家的家庙里，曾陈放着一副铜匠挑子，即是指此，刘家后人中也有类似的传说。当然，靠这点小手艺活儿自然是无法安身立命的，后来，他转入了镇上一家棉绸布店当学徒，指望将来能做点生意。那时学徒什么杂活都得干，寒冬腊月老板叫他到冰冻了的河边洗鱼洗菜，他手已冻裂，鲜血顺着菜叶流到河里，又怕被老板见到呵斥，出入均不敢出声。他早起晚睡，拼命干活，一天只能挣十文钱。他用三四文买点吃的，其余归其母。可是后来得知，店家的管家一年的薪金也才不过百缗（100串铜钱），心想此处非久留之地。后来由亲戚介绍，他进入镇上谈德昌丝行打工，每年也只赚10元银洋。老板认为他勤快能干，年终又奖励他6元银洋回家，全家人已高兴得不得了了，认为是了不起的收入了。不出几年，刘镛凭自己的精明，已经悟出了经营丝业的门道，明白了其中的关键是要有资本，只要有资金就能在当地大量收购蚕丝，再转卖给从上海来湖州收丝的洋行买办，这样，一进一出，顿时可赚大钱。湖州历来就是鱼米之乡，老百姓家家植桑养蚕，有的是生丝，货源稳定、充足，只要有收购生丝的钱，生意即可做大。可问题是资本从哪里来呢？

四年后，刘镛脱离了谈德昌丝行，与另外两个同乡合作，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丝行，资本由三个人东借西借，凑在一起也才不过200银元，但这毕竟是刘家基业迈出的第一步，那年刘镛整20岁。那时正是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大肆收购中国农副产品之时，南浔作为浙北蚕桑业的中心市镇之一，又离上海市近，交通上有太湖和运河之便，丝市贸易自是盛况空前，所谓“小贾收买交大贾，大贾载入申江界，申江番国正通商，繁华富丽压苏杭”（《南浔丝市行》），正是指此。刘家的发家正是得此天时地利之助。后来人们才明白，除天时地利之外，“人和”也许是更为关键的一个因素。

刘镛财势发展速度是惊人的，因为自其合伙经商算起，仅仅过了16年，也就是到了同治元年（1862年）刘镛36岁的时候，200元的资本已连续翻跟斗，上升到了数十万之巨，而且已从南浔发展到上海，在上海租界内购地造屋。据汤寿潜说其：“不数年，业翔起，当同治初，已殖财数十万，号巨富。”这个“数十万”的概念，如果当20万解的话，那就是资本翻了1000倍；如果是当40万解的话，那便是翻了2000倍！况且，在此过程之中，其中一个合伙人已撤资离去，另一合伙人不幸去世，丝行的业务，全由刘镛“一手出纳”，刘镛何来此“翻天”的本领？那就是官府里有熟人照应，经常跟洋人作生意，打交道。

再说刘镛到上海的这一年，正是曾国藩、曾国荃围攻太平天国的天京的年头，两年后，天京城破，曾国藩在清廷的授意下大办江南盐业，发售盐票（即经营盐业的执照）以充实国库，小票值200银元，大票要500银元。刘镛又不失时机地盐、丝并举，移师淮扬，遂又成为淮扬一带盐业的巨头，同时又投资典当业……最终积累资产2000多万银元，成为南浔四象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