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上是藏书世家，不过至其父一代，已是家道衰落，仅有薄田数亩，靠摆书摊为生。沈年少时，就被父亲送到绍兴奎照楼书坊当学徒，1899年进上海广益书局，1900年入商务印书馆。学徒生涯，四处赶考卖书，让他熟悉了各地的书业行情，培养了浓厚的商业意识，积攒了丰富的市场经验。他在商务供职，虽未见重用，却深得老板夏瑞芳赏识，着意笼络。据说，沈在商务经常不按时上班，同事既有闲言，股东亦有碎语，夏瑞芳时为他袒护，说他“才气宏阔”，一旦让其离去，日后必将成为商务之患。夏的预言不幸而言中。1912年，商务的劲敌中华书局创办成立，翌年，沈知方就被中华挖了墙角，委之以中华书局副局长的重要职务。在中华书局1913年4月20日股东会议上，局长陆费逵所作的报告中，有专门一段对他的评价：“沈芝芳（知方）君于营业颇有经验，既出商务印书馆，由本局延充副局长，到局已两月余，极称得力。”沈的“得力”，主要归之于他别出心裁地促成了各地有影响、有号召力的乡绅，与中华书局合资开设了众多分局，解决了中华书局草创伊始资金、人力不足，而要与商务竞争，开分局又势在必行的难题。这个办法，投资少，收效快，竞争能力强，确保了中华书局初始几年迅猛发展的需要，也奠定了中华与商务分庭抗礼的出版地位。
      当1922年脱离了中华书局的沈知方，在其自行创办的世界书局，开始大张旗鼓地筹措中小学教科书出版时，此次如临大敌的，就不光只是商务印书馆了，同时紧张的还有中华书局。昔日的这两大冤家，此时由对手而联手，共同合资创办了国民书局，以低至成本以下的价格倾销教科书，试图挤掉世界书局，然而还是败下阵来。论质量，三家其实在仲伯之间，沈出奇制胜的招数，在于他另寻了一条销售教科书的新路子。商务、中华的教科书发行模式，是把分支机构开在全国大、中城市，而世界书局走得更远，把教科书销售网络的终端，延伸到商务、中华鞭长莫及的县城，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其办法不是设分支机构，而是在全国各地设立特约经销处，外地书店在预先向世界书局交纳部分保证金后，便有权挂起“世界书局某地特约经销处”，甚至是“世界书局某地分店”的招牌，享受着某一特定区域内该社所有图书的营业独占，这样便极大调动了各地书店推销世界版教科图书的积极性。而对世界书局来说，完全不用总部派干部，不必花钱租赁房屋和装修，只需将一定数量书赊销给经销处，简便而易行。这是于社店双方均为有利的好办法，因而很快取得成功。
      沈知方是发行教科书的奇才，更是出版畅销书的高手。他熟悉一般市民读者的阅读趣味，在捕捉畅销书题材方面，有着良好的嗅觉和过人的胆识。1920年代初、中期，正是鸳鸯蝴蝶派作品大行其道的当口，世界书局或是将旧小说加以整理，用新式标点排印后廉价发售；或是许以高额稿酬，将张恨水、不肖生（向恺然）等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作品“买断”，很是出版了一些影响面大、行销范围广的通俗性畅销书。另外，沈知方采用书刊互动的出版策略，在出书的同时又出版相关杂志。李涵秋和张云石主编的《快活》，严独鹤和施济群主编的《红杂志》，严独鹤和赵苕狂主编的《红玫瑰》，江红蕉主编的《家庭杂志》，施济群、程小青主编的《侦探世界》，均在世界书局的强大宣传攻势下，一时风行海内外。世界书局也因此成为当时最为主要的鸳鸯蝴蝶派出版阵地，获得了不少经济利益。
      五四运动之后，提倡白话文学习一时酿成社会风气，沈知方迎合时代潮流，出版了许多文白对照的作文、尺牍等书，供人学习模仿，受到学生界的极大欢迎。而到了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期间，沈知方揣摩时局走势，特叮嘱世界书局位于革命大本营的广州分局，就近搜集《全民政治问答》、《农民协会问答》等革命宣传小册子，分批寄到上海编辑加工，然后以广州世界书局、广州共和书局等名义出版发行。当北伐战争在南方各省风起云涌，世界书局棋先一着大胆出版的这些革命小册子，也跟着在商业上饱尝到了胜利的果实。
      上世纪20年代末，经新文化运动洗礼的国人，已深感科学知识于现实人生的重要性。正当商务印书馆瞅准时机，忙着编印各种学科普及小丛书时，沈知方也看到了这种现实阅读需要，特约徐渭南主编了一套ABC丛书，前后共150余种，于1928年6月陆续出版。这套丛书早于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一年时间出版，以其学科范围综合、内容通俗浅显、作者阵容强大、适合读者需要，获得巨大商业成功。与此同时，世界书局也一改过去在读者心目中专出鸳鸯蝴蝶派书刊的低级书局形象。这正是上世纪20年代中期跻身于教科书领域的世界书局所希望得到的结果。它后来出版的许多学术文化性书刊，均是其有意调整出版策略，提升自己出版形象的结果。那些通俗性小说之类，世界书局虽还在继续印制，但已悄然改用副牌――广文书局、普益书局等名称出版。世界书局只是名义上居于经销地位，以向社会表明自己是出版教科书的正派书商。
      沈知方还是募集资金的能手。侦探小说作家程小青说沈“有一种口吐莲花的募集股金的特殊手腕”。金城银行经理吴蕴斋、华侨领袖陈嘉庚等，都是世界书局早期的董事，商界、司法界中的不少要人，成为世界书局的大股东。沈知方还常拉作者入股，用书局股票向作者付酬。作者成为股东，年终有望分红，往往乐意接受；而对书局来说，既可省下一笔现金稿费支出，还可紧密与作者的关系，可谓两得其所。1930年左右，沈知芳发起组织成立世界商业储蓄银行，吸收社会游资，在用于书局需要之余，还以多出的存款，购置房地产，期望必要时，可以出售获利，或供押款周转。然而世事难料，后因时局动荡，房地产呆滞跌价，不赚反亏，连带地影响了世界书局的发展。对于失败，沈知方并不气馁，每到年终，世界书局同人与他这个总经理谈话时，总是听到他简洁而有力地说道：“明年从头再做起！”充分体现出他开疆拓土的出版家气魄。
      在出版史上，我们应该记住沈知方这个人，不仅因为他创办了世界书局这个近现代出版史上第三大的书局，出书5000余种，对中国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还因为他的发行才干和商业禀赋，把更激烈的竞争带入了出版界，对提高整个书业的经营水平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沈知方书业的一生，表现出淋漓的商人特性。他为了商业利润，也做了一些出格的事情，如，曾和常州人许指严合谋，出版了许伪造的《石达开日记》，销路很好，手段却殊不足道。他也恃才傲物，不太瞧得起同行。但他与那些无行商人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国难来临的时候，他表现出了一个爱国出版人的可敬气节。1937年8月日军占领上海后，强占上海世界书局设在虹口大连湾路的总厂为军营，并威胁世界书局与他们合作。遭沈知方反对后，日伪于1938年11月在世界书局发行所制造了定时炸弹爆炸事件，导致书局职员一死一伤。1939年，沈知方病重之时立下遗嘱：“近遭国难，不为利诱，不为威胁”，命其后人不得与日伪妥协。同年9月11日，沈知方病逝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