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四年（1865年）继承父业经营钱庄，并从事慈善事业。光绪六年，受李鸿章委任，入上海机器织布局任驻局专办商董会办，开始涉足洋务企业。采用资本主义公开招股的集资方法，收到效果，却遭织布局官方代表排挤，退居家中。光绪七年（1881年）夏，被李鸿章委为上海电报局会办后，受总办郑观应的委托，积极推进津沪电报线的建设和上海电报局的创建工作。光绪八年，中国电报局改为官督商办，集股湘平银8万两。经元善本着振兴民族实业的意愿，再入股1万两成为主要股东之一。光绪八年三月，接任上海电报局总办，任职至光绪二十六年，苦心经营长达18年。在任期间，善于经营管理，他认为企业中有人才有一切，只有任用称职的管理人员，企业才能兴旺发达。经元善就任总办后改进服务，节省开支，不到一年就使上海电报局扭亏为盈。光绪二十年起，中国电报总局开始分红，总局督办盛宣怀提出按营收多寡分配红利的方案。据此全国共派发花红5722.78原，上海电报局得益最多，可得1408.32元，而烟台济宁局等有一定数量的转报和来报，营收甚少，分红只得4.32元和1.35元。经元善知道后，认为“临时戒苟得，取之当有道”，在两天之内三次致电盛宣怀，提出他的主张是：少分花红，多留积累；不仅按营收多寡分红，还需照顾边远局所、中转电报多的局所和线路工人的劳务支出；要按年提大修公积一成。企业红利“应以一半归股东余利，按股照派，以一半归在局花红，均年酌给”，使企业、股东、职工三方得益。由于经元善的主张，虽使上海局在光绪二十一年至光绪二十五年少得花红16.5万余元，（当时中国电报局的全部资金为80万元），却体现了他的长期观点和全局观点。经元善还主张电报局应“自办电报材料厂”、“不信仰求他邦”。使电报局成为当时成功的洋务企业，受到洋务派官僚及中外绅商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