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父亲金和于诗词章句之学颇有造诣，但其文学底蕴并未遗传给其子金还，相反，金还对一般文人所不屑的理财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金还的青少年时期，一般有地位人家孩子的出路就是科举入仕，金还也参加了科考并中的，其后幸运地被分派到山西任知县。金还对理财感兴趣，晋商票号享誉全国，金还在山西任职，正可结合个人兴趣，学习晋商理财经验，并用之于自己的施政实践。个人兴趣加之所处环境，使金还在理财上的才能得以充分表现，他对自己所辖县份的田赋税收处理征收得井井有条。
1902年，赵尔巽出任山西巡抚，对金还办事干练，善于理财，大为赞许，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遂延至幕中任文案。1903年，赵尔巽出任湖南巡抚，金还随其到湘，仍任文案。1905年，赵尔巽由户部尚书改任东三省盛京将军，在东三省推行新政，金还遂任职于财政司，主管钱粮。赵复调叶揆初（景葵）任总办文案。其后设奉天省财政总局，金还与叶揆初任会办。金、叶两人自赵在山西任职时，即为其幕中人物，有如左膀右臂，过从甚密。他们随赵尔巽从山西到湖南，再从湖南到东北，彼此协作，同气相求。两人各有所长，互补长短。叶揆初工于文字，擅长写作，金还经验丰富，长于辞令。他们两人均为赵尔巽的得力助手，为赵尔巽筹划新政，“剔除积弊，未及两年，所入骤增”，所以又有“金枝玉叶”之美称。而且，两人后来都以某种方式与中国银行结缘，为中国银行的发展作出过一定贡献。
1905年，江浙两省士民筹款自筑苏浙铁路。苏路总理张謇函请老熟人金还在东北的江苏人中为苏路招募股款，金还便请叶揆初予以襄助。叶揆初随即想到，东北也有不少浙江藉人士，也可以为浙路筹款，遂主动致函他在浙路公司的熟人樊时勋，表示愿意为其代招股款，随后得到浙路公司总理汤寿潜、副理刘澄如的正式委任。经过金还与叶揆初的共同努力，苏浙路股款分别募集到11万余元，对于苏浙铁路的修建有所贡献。
1907年，徐世昌到东北任职，因与赵尔巽不睦，发起财政局参案，金还一度被徐参奏革职。后复任东三省铁路会办、锦州湾开埠事宜、官银号总办。1911年3月，赵尔巽再任东三省总督，遂任命自己的老部下金还为度支司及盐运司，主管财政与盐政事宜。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一时出现了西式民主局面，人们竞相组建政党，各谋其成，党派林立，蔚为大观。1913年1月，金还出任众议院议员。同年5月，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组为进步党，推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实际上则由梁启超、张謇等人负责。金还加入了进步党，并任该党会计主任，负责该党的财务事宜。此时，他与梁启超过从甚密，他运筹帷幄的理财能力，也得到梁启超的好评。
袁世凯当政后，力图帝制自为，曾经在袁世凯与革命党人斗争中为袁出过力的进步党人，亦遭袁的冷落。1915年12月，袁世凯贸然实行帝制，改元洪宪，进步党人愤而密谋发动讨袁护国。蔡锷在云南率先举义，得到全国响应，终于迫使袁世凯下令取消帝制，最后忧惧而死。1917年7月，“辫帅”张勋又拥溥仪复辟，段琪瑞在马厂誓师讨逆。14日，段琪瑞重回北京主政，任命梁启超为财政总长，金还为财政次长，这是金还第一次担任中央政府的高级职务。但在当时军阀当政、操纵政府的情况下，无论梁启超还是金还，在政府内都难有作为。而且北京政府由于后台操纵的军阀派系的起落，也如走马灯般变动。1917年11月22日，段琪瑞内阁倒台，梁启超与金还在财政部任职不过4个月，也只能随段内阁的倒台而一起辞职离任。
二、任职中国银行
金还与中国银行发生关系，还是由他的老友、浙江兴业银行的叶揆初、蒋抑卮等人推荐，于1922年5月，在中国银行第二届股东会上当选为董事。至1923年10月，王克敏担任财政总长，中国银行董事会推举金还接替王克敏，担任总裁一职，从此一干5年，一直干到了1928年10月中国银行改组。当时中国银行有众多董事，而金还以前并未介入金融业，与中国银行的关系并不深，也从未在中国银行任过职，担任董事不过一年有余，结果却被推举为中国银行总裁，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金还的为人较为平和，人际关系也较好，在各方都有自己利益的情况下，成为出任总裁的合适人选。
金还上任后，对于维持中国银行的地位，发展中国银行的业务，尽了自己的一份力。当时北京的政治颇为复杂，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外人不明底理，稍有不慎，即易得罪一方。中国银行为国家银行，又是业务机构，既要依靠政府的支持以发展，又不能与政治有过多牵涉，反受其祸。金还有在官场多年的任职经验，对于应付场面上的事有其切身体验，上任后，不论谁在北京台上，他都努力疏通各方，维持着良好的关系；在中行内部，因为他没有根基，并且有自知之明，努力与行内人员维持融洽的关系，不擅权，不以势压人，所以各方对他也能容忍；尤其是金还与在中行工作多年、有着深厚基础的中行副总裁张嘉璈的合作较为融洽，并形成了金还主外，负责联络各方，协调关系，张嘉璈主内，负责业务活动的领导格局，从而在时局动荡的情况下，保证了中国银行业务活动的维持与发展。
冯耿光对金还评价说：“金（还）在我们这些人中，年事稍长，作风稳健，一切措施，率由旧章，不轻易更动。中行业务，在他任期内，也逐渐走上稳步进展的道路。1926年第三届董事会成立，他继续担任总裁，但因病重不能到行执行职务。王克敏又因其他原因，不便出面，我遂再度被推为总裁。”从这段话中，我们对金还的个性及作风可以有个大致的了解。的确，在金还任总裁期间，中行的各种则例、章程没有什么新的或大的变化与修改，可谓无为而治。但是，金还对中国银行的贡献还是实际存在的，中行“也逐渐走上稳步进展的道路”，这个评价是客观、公允的。从金还担任总裁几年中中国银行的营业报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银行的发展。
1923年中国银行营业报告（节略）：
本行营业机关，几遍全国，故营业之发展，首以时局安定，岁收丰稔为前提。年来国家多故，政象兀臬，东北、东南战机虽幸而未启，然亦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至于闽、粤、川、湘，终岁俶扰，商业凋敝，金融停滞；大江以南，直无营业可言。加以吉黑之歉于岁，安东之厄于水，西北蒙边之困于俄之苛征华货，吸收现金。土匪饥民遍地皆是，天灾时变相逼而来，现象如斯，应付匪易。以故本行营业方针，一再研求，不敢侈言发展，惟兢兢业业焉培植实力，节俭开支，以期行信日增，行基日固。所难者，财政之压迫，市面之恐慌，常有实逼处此猝不及备之时，本行地位所关，职责所在，不容不兼筹并顾。差幸年度告终，成绩虽无可观，负担尚未加重。
1923年存款总额17805万元，放款总额共18010万元，资产总额33353万元，纯益151万元。
1924年中国银行营业报告（节略）：
比年以来，政局纠纷，商业停滞，金融状况亦时起剧烈变动。……本期营业更无可言。所幸各分支行于万分危难之时，奋力支持，冒险调拨，交通虽阻，接济未断。本行信用反因之稍有增进，业务亦因之略见起色，以故本年全体纯益较之上期尚不运逊，此固非始料所及。
1924年存款总额19994万元，放款总额11981万元，资产总额36483万元，纯益128万元。
1925年中国银行营业报告（节略）：
近年国内多故，商业凋零，银行业务之停滞，与夫应付之艰难，已成惯例。……已故此一年中，本行抱定营业宗旨，惟在谨守成规，厚培实力，无时不懔履薄临深之戒，亦无事不作绸缪未雨之谋，所幸行基渐形巩固，营业亦尚稳健，此后大局底定，市面恢复，我行基础已立，发展当未可量。
1925年存款总额25972万元，放款总额共26653万元，资产总额46411万元，纯益135万元。
1926年中国银行营业报告（节略）：
年来时局俶扰，人心杌陧，置业经商，处处荆棘。……我行分支遍布各省，既苦于地方当局求取之应付，又慑于各地市面之牵连，其拒筹应之艰，言难罄状。我行信用日坚，各分支恪守慎行，不事求功，熟谋运虑，绸缪得宜，尚未过伤元气，差堪庆幸也。
1926年存款总额32848万元，放款总额31134万元，资产总额54605万元，纯益146万元。
1927年中国银行营业报告（节略）：
年来时局益趋纠纷，民生历受压迫，金融市场环境日蹙，益以现金集中，劳资争执，军兴所在，罗掘无已。交换媒介之紊淆，运输路线之梗阻，产业证券因之跌落，信用制度因之动摇。处此形势之下，即使保守观望，亦不免坐受莫大之损失。旷我行分支遍于全国，各地分治，尤难应付。外来压迫，既无从消极抵抗，亦多所牵制难行。无已，只得一方力图健全，一方减裁骈枝，以期无负于社会之信赖，股东之托付而已。
1927年存款总额33050万元，放款总额31265万元，资产总额56770万元，纯损157万元。
以上历年发展的基本情况和统计数字表明，在金还任总裁期间，中国银行在业务上采取了保守稳健的政策，不侈言发展，不求有大的改革，只求稳步进展，从而使中行在军阀混战、政局不稳的相当困难的环境中，如履薄冰，基本做到了业务循序渐进、稳中有升。这几年中国银行的营业额与资产总额均呈稳步上升态势，纯收入基本稳定，只是在1927年南北方已呈分裂状态、战事扩大的情况下，才出现了亏损。总体而言，中国银行仍维持了国内银行业的龙头老大地位。
正是因为金还在总裁任上干的还不错，1924年，中国银行在选举第三届董事会时，他得了5750票，继续当选为中国银行董事。6月17日，金还和张嘉璈在给财政总长王克敏的呈文中说：
本行于5月30日依照则例召集通常股东总会，并以第二届董事任期至本届股东常会业已届满，自应照章改选。是日到会股东共计784户，111288股，实有投票权6550权。当场选举董事九人，预选候补董事二人。计当选者王克敏得投票权6002权，张公权名嘉璈得投票权5994权，李士伟得投票权5967权，周作民得投票权5964权，冯幼伟名耿光得投票权5935权，罗雁峰名鸿年得投票权5897权，李馥荪名铭得投票权5825权，金仍珠名还得投票权5750权，施省之名肇曾得投票权5665权，均超过出席会员投票权三分之二以上，照章当选为董事。又王君宜名世澄得投票权5474权，张啬庵名謇得投票权5293权，亦均超过出席会员投票权三分之二以上，照章当选为候补董事。……再查本行则例总裁副总裁任期以董事之任期为限，四年为一任。还等现届任满，应请大部转呈大总统于第三届当选董事中简任总裁副总裁以重行务。
根据中国银行则例，1924年7月，金还与张嘉璈仍被大总统曹锟任命为中国银行总裁与副总裁。当年中行检查人报告，对于行务提出下列建议：一、联合股东以定重心；二、职员久任以贯政策；三、划分权限以专责成；四、发行独立以固行基。同时为了应付军阀的勒索与强迫借款，中行决定将发行准备集中于通商大埠，总行及分行当局抱定宁牺牲个人不牺牲银行利益的原则，应付军阀之借款。因为通商大埠为中外视线所及，舆论影响较大，军阀们在勒索时不能不有所顾忌。金还在行务工作中努力照上述方针实行，并取得了一定成绩。
三、联络南方政府
从金还的政治态度分析，他对腐朽无能的北洋军阀是反感的。他终日低三下四，周旋于各派军阀之间，虽是为了中国银行的事业发展，但内心的愤懑与痛苦是可想而知的。随着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政府的兴起，金还身为北京政府所任命的财政官员，却对南方孙中山政府予以一定程度的同情，采取了暗中联络的态度。
1923年，孙中山曾命令广州中国银行将所存盐务税款交给宋子文，广州中国银行拒绝提付，双方关系一度恶化，孙中山曾下令缉拿分行行长。中国银行在该年的营业报告中称：“粤行及所属香港年来因粤省政局未柠，商业停滞，各商家均陆续收缩，故市面尚属平稳。粤行值此时局，亦不得不取稳健主义。除招揽汇兑，吸收存款外，其他业务均未敢放手进行。广州受战事影响，市面异常萧条，广支行因粤政府迫提盐款，占用行屋，并拘留行员，以致无法营业，不得不暂为停顿，以免意外损失。”
1924年8月，为了打破僵局，恢复营业，中国银行在请示了总裁、副总裁后，主动派总管理处干部张宗英、福建分行副行长舒石文等去广州，向国民党实力派人物宋子文、陈其瑗、许崇智进行疏通，使双方关系终于缓和。当时，孙中山任命宋子文担任广州中央银行行长，宋子文要整理纸币混乱的局面，派人去香港，向中行香港分行经理贝祖诒商借款200万元做准备金。贝祖诒为此请示总裁金还和副总裁张嘉璈，金还明确表示：此事由张嘉璈负责。张这才指派贝祖诒秘密前往广州一行，允借50万。
1925年，中行香港分行经理贝祖诒写信给北京总管理处，报告广州政府自1924年改组后，有苏联的援助，声势颇盛。金还阅信后又交给张嘉璈，两人均对南方政权寄予了一定的希望。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发动声势浩大的北伐战争。贝祖诒又报告说：广州国民政府向广州银钱业借款80万元，雇佣挑夫将现洋放在砖头下面，挑过大庾岭，作为中央银行的发行准备；并且说北伐军力量雄厚，组织严密，胜利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可以打败北方军阀。遇事老成稳健的金还说：“最好让冯耿光亲自去广州看看情况，再决定我们下一步棋如何？”最后冯耿光以回乡探亲为名去了广州，了解到情况果如贝祖诒所说。回到北京后，张嘉璈便以就近指挥南方行务为由，去了上海，相机在经济上支持北伐军事。金还对中行用巨款支持蒋介石一事，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时值他身患疾病，便回家疗养，将行务交给冯耿光全权负责。因为金还毕竟是中国银行的总裁，因此所有中行在北伐期间对北伐军的支持，应该多少与金还有关系，而金还至少应该是持默认态度，从而对北伐军有利。
1928年6月，二次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不久，中国银行被改组，成为特许国际汇兑银行；重新修改条例，总裁、副总裁名义不复存在。其后，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迁往上海，董事会重新改选，金还名落孙山。作为北京政府时期的中国银行总裁，他已不可能在国民党统治下，维持自己在中国银行的地位。从此，他脱离了中国银行的行务工作，前往他曾当过财政官员的辽宁（奉天），经营农垦公司。
1930年，金还逝世，终年64岁。他的老友叶揆初为其撰《金君仍珠家传》，称他与金还“自晋而湘而辽，同室办事，受其匡益。罢官后同寓沪滨，过从尤密。自君北徙，每年入都相访，必晤聚数十日”，因此“平生益友唯君最”，表现出他对老友最后的深情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