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叔厚（1898—1971）原名蔡绍敦，曾名蔡肃候，民国时期纺织业商人。祖籍浙江诸暨，生于天津。3岁随父入湖南。9岁时父殁于华容知县任上，即随母亲归浙江故里。

（一）经历

 蔡叔厚9岁时随母返回故里。1916年，毕业于浙江省甲种工业学校，受聘于孝丰造纸厂，继至上海为机电工程师。1921年秋，考取留日官费生，学习机电专业。不久，考入东京工业大学研究生。1924年，毕业回国，创办上海绍敦机电公司，拟以工业救国，结果大失所望。1927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调中央特科工作，掩护并协助李强等人试制出中国共产党掌握的第一批无线电收报机，并以绍敦机电公司为共产党的交通联络机关。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先后掩护过李维汉、叶剑英、张秋人、杨贤江、曾宪植、廖承志、夏衍、匡亚明、冯雪峰等数十位同志，称之为党内的“孟尝君”，绍敦机电公司被称为“济难会”。中央特科的顾顺章叛变后，协助党中央安排部分人员撤出上海。

含冤逝世
      1932年，蔡叔厚调共产国际东方组工作，获取国民党部署第三次反共“围剿”的战略情报，并按月秘密拍摄国民党兵工署绝密文件。组织决定送他去苏联学习，但因其所在单位负责人被捕要处理善后事宜而未能成行。其时，电机公司迁址，并改名为中国电工企业公司。次年初，因联系人突然调离，与组织失去联系。此后，虽与刘少文、潘汉年建立工作联系，但后来方知未接组织关系，竟作为党外人士对待。在此期间，努力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曾保存过方志敏烈士遗稿，积极参加左翼文化活动，帮助阳翰笙、于伶创办昆仑电影公司。解放前夕，利用社会关系，活动于汤恩伯等国民党高级将领之间，保释了一批进步人士出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蔡叔厚多次向组织反映要求解决党籍问题，但因受潘汉年、杨帆冤案牵连，一直未获解决，以民主人士身份，历任上海市电影管理处处长，市公用局、机械局、机电一局副局长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诬为“特嫌”，为“中央专案组”立案逮捕。1971年5月6日，含冤逝世于北京秦城监狱。1980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为其平反昭雪。1983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恢复其党籍。

（二）创业历程

活跃实业界
      民国13年11月，由日本回国后，筹资开办上海绍敦电机公司，任经理兼工程师，研制生产高周波紫光放电机、霓虹灯高压镇流变压器、断路指示器等，兼营电机修理业务。民国24年更名为中国电工企业公司，任总经理兼工程师。日军攻占上海后，辗转于香港、重庆。民国31年，在重庆创办中国工矿建设公司、面粉厂、机械厂和工矿沙龙等，在实业界颇为活跃。抗战胜利后，回沪复任中国电工企业公司董事长，并开办了华浮实业公司和同庆钱庄，自任总经理和经理，并投资昆仑影片公司，任常务董事，还兼任上海华丰钢铁厂、利华保险公司、华昌毛纺织厂和苏州太湖煤矿总经理等职。
从事中共地下工作
      他以企业为掩护从事中共地下工作，是中共早期党员。当时，党内同志都亲切地称他为“蔡老板”。早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结识了沙文汉、虞绍唐等不少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回国后，逐渐从同情革命到倾向革命，直到在白色恐怖的民国16年冬参加中国共产党。与冯雪峰、夏衍、陈德辉等在文化支部过党的组织生活，并参加救济会营救被捕同志。
      秘密联络点
      当时，蔡家及绍敦电机公司东有恒路1号（现东余杭路1号中国电工厂），已成为中共秘密通讯机关和文化支部联络点。许多共产党人为躲避追捕或寻找党的关系，都曾在这里居留。如广州起义失败后的叶剑英、廖承志、曾宪植、张去非等，转入地下的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杨贤江，从莫斯科归来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的徐冰（后任中共中央翻译，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以及稍后从九江越狱的刘鼎（闽浙赣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涂作潮，皖南事变突围的钱俊瑞、余立金等，都曾到过这里。蔡免费供应食宿，并资助路费把他们安全送往苏区。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一书写道：“人世间的确也会有一些奇事和奇人，在‘世风日下’的当时，竟会有蔡叔厚这样的颇有孟尝君风度的人物，甘冒政治风险，为我们这些流亡者出钱出力。”　蔡入党初期，曾在潘梓年领导下，参与创办华南大学，任财经委员会主席。民国18年，任中共闸北区委财经委员会主任。他还协助冯雪峰、夏衍等开展革命文学运动，着重后勤保障。当时，从日本归国的革命文学倡导者冯乃超、李初梨、彭康等经常出入于蔡家。
      民国19年，蔡调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由顾顺章、李强、吴克坚直接领导，绍敦公司亦迁入法租界福煦路403号，以避耳目。公司开始制造修理收发报机供应苏区。后顾顺章叛党，蔡遵中共指示暂避，井掩护李强等去苏联。顾顺章被处决后，蔡又回到公司，由陈赓、潘汉年直接领导，坚持特科工作。

（三）抗日战争

支援抗战前线
      民国21年，他被调到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先后隶属肖项平、罗伦斯、史沫特莱领导。淞沪战争前后，他的公司赶制防毒面具，支援抗日前线，并去日本探取日军侵华情报。他通过南京政府军政部兵工署楼震旦和杨余庆，逐月获取蒋介石阅批的《兵工月报》达3年之久。他还搞到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拟订的“围剿”中央苏区的一份军事建议书，得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赞许。民国24年4月，罗伦斯被捕，组织被破坏，蔡在史沫特莱领导下协助进行善后安全工作。他将公司更名，迁至爱多亚路（现延安东路）379号。并负责将中共在日本从事情报工作的肖项平、吴选青等秘密撤退送往苏联。翌年初，由于史沫特莱匆匆撤离，共产国际与蔡失去组织联系。在此期间，蔡一面经营企业作掩护，一面积极寻找党的关系，终于在民国27年的一次集会上，偶遇上海工委副书记刘少文，嗣后又与夏衍、沙文汉等取得联系。民国31年到重庆后，他在曾家岩见到周恩来、董必武、徐冰等，自以为接上了党的关系，但由于当时共产国际与中共没有及时对这批情报人员进行安置，故没有履行组织手续，以至一直游离党外，错失党内整风、重新登记的机会。尽管如此，蔡凭着党性，一直配合并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营救革命同志
      他冒着生命危险，将方志敏就义前的狱中亲笔写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等文稿，想方设法给予妥善保存，并转交党中央。他还先后资助于伶主办上海剧艺社、中国艺术剧社，并兼任理事。他曾巧妙利用国民党中央委员雷震的名义开设公司，秘密安置中共地下电台，为中共重庆办事处和延安之间通讯联络。他同刘少文（中共中央南方局情报部长）单线联络，奔波于渝沪之间，搜集敌伪情报，营救革命同志。抗战胜利后，他到上海以“蔡老板”的身份，掩护中共党员，接济眷属，周旋于官僚、大亨、富商之间。1949年解放前夕，奉中共中央上海局宣传部长沙文汉之命，组织陆久之等人策反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通过李元华策反沪西第七十五军军长吴宗直。说服军统头目王新衡和新成警察分局局长赵佩瑾，出面担保姚溱狱外就医，伺机脱险。争取雷震向汤恩伯进言，保释张锡昌出狱。组织进步人士保护工厂，迎接解放。1950年3月，他奉吴克坚之命，再次与陆久之去策反国民党上层人士，争取汤恩伯、王新衡、雷震等投诚。并备好赴台护照，后接上级指令避险而未果。

（三）平反昭雪

解放后，他主动结清其所有企业的资产和股票，无偿上交国家，并要求恢复党籍。周恩来指示，暂以民主人士身份有利工作，并特嘱安置好蔡的工作和生活。1950～1955年，曾先后担任上海市文化局电影管理处处长和上海市公用局、规划建筑局、机械工业局、机电一局副局长、一级工程师等职。1955年，因所谓“潘扬反革命集团案”，蒙冤受株连，后留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拘留，后转押北京审查。1971年5月6日因脑溢血含冤逝世于北京秦城监狱。生前还历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常委、上海市科技协会委员、上海市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并连续当选为上海市第一、二、三、四、五届人大代表。
1978年6月，中共中央专案小组为蔡叔厚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79年3月，上海市机电一局举行蔡叔厚骨灰安放仪式。1983年3月19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恢复蔡叔厚中国共产党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