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气候湿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 先秦时期,浙江一带的交通相对发达,农业与手工业的自然发展,促进了浙江地区商业交换的出现,从而也开始有了商业的雏形。 河姆渡遗址(距今已有7000年历史)出土的稻谷、陶器、骨器、玉器等农作物及手工业的制作水平,已达到了当时较高的水准。 夏朝,已能做出比较高档的丝织品“贝锦”来作为贡品。商周时期,大越(今绍兴一带)所产的葛布与苎麻布,已被当作交换用的一般等价。 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手工业以织布、冶炼、造船、陶器、玉器、竹木器为主,其中的织布、冶炼、制陶、造船等产业,制造工艺都比较先进。而且,当时的社会经商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商人们总结出了经商致富的规律。商业思想开始萌芽。 秦汉时期,因政府均采取抑制商业的政策,商人地位低下。但手工业如瓷器、丝织、盐业、制铜等,却有了跨越性的发展。 魏晋以后,南北经济文化交流频繁,促进了浙江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商业贸易。 东汉时期,陶瓷业从原始瓷器阶段进入到了瓷器阶段,掌握了先进的烧制、胎釉配方、窑炉结构等关键技术。汉代,浙江是主要的陶瓷产地,出现了东汉时期的越窑青瓷,对后世陶瓷的发展影响深远,并享誉世界。 六朝时期的浙江丝绸虽属起步阶段,但却受到统治者高度重视。三国后,浙江地区的丝织品不仅遍布全国,还出口海外。除丝织、陶瓷业外,盐、铜、纸等手工业也是浙江的主要产业。这一时期,中国对外贸易非常发达,浙江地区对外贸易也十分兴盛。商人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与西亚、欧洲、东南亚等地进行贸易,越窑青瓷也已销往南洋。 隋朝,因北方战乱频繁,而南方则相对稳定,故经济中心南移。这一时期的浙江丝绸业、陶瓷业与航运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隋炀帝时期,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既沟通了南北的交通,又促进了浙江地区的经济发展。杭州作为运河的终点,商业往来十分便利,已成为江南地区人员与货物的集散中心。
丝绸棉纺业
浙江地区的丝绸绵纺业历史悠久。新石器时代,如今绍兴一带的先民便已利用葛、麻等野生植物进行织布。4700多年前,今天的杭州先民已开始植桑养蚕缫丝织布。湖州先民用麻木做成衣服,用蚕丝编织丝带。夏朝时,已能做出比较高档的丝织品“贝锦”来作为贡品了。商周时期的越人(今绍兴一带)已开始用葛布和苎麻进行商品交易。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越国的布产量大,质量高,影响深远,故被称为“越布”。除了自己使用外,还进行商品交换。越国桑蚕业的发展和兴盛,与春秋后期越王勾践所采取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政策是分不开的。越王鼓励植桑养蚕,从而使越布产量大增,纺织业十分发达。
秦汉以后,杭州与湖州一带已普遍使用丝织品。
六朝时期的浙江丝绸业虽属起步阶段,但已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提出:“农桑衣食,农之本业”。东吴政府甚至规定“在养蚕缫丝时暂免他役”。
三国以后,绍兴成为著名的商业城市,是绢等商品的交易中心。孙吴政权鼓励吴地植桑养蚕缫丝,发展经济。浙江地区的丝织品不仅遍布全国,还出口国外,享誉世界。据日本史料记载,三世纪时,杭州等地去日本的织工和裁缝很多,被称为“吴织”,他们在日本聚集的地方称“吴原”,向日本输出的丝织品称“吴服”。
魏晋时期,杭州等地已培育出“良种桑苗”;温州一带有一年产茧八次的“八辈之蚕”;吴兴郡(今湖州)因盛产吴绫、白练(绢)、绿绢、绮等丝织品,成了全国重要的丝绸中心,产品远销国外。南北朝时,杭州的优良桑种已供应东北。南朝,杭州生产供书画用的“缣帛”。魏晋南北朝期间,葛布与麻布是江南百姓的主要衣饰原料,南朝的《全梁书•谢越布启》一书中,对越布有评价:“比绢方俏,既轻具丽,珍迈龙水,纱越岛夷”。
隋时,永嘉、新安、遂安等地“一年蚕四、五熟”;越州耀广绫“绫纹突出,时有光彩”。
陶瓷业
浙江的陶瓷业有其辉煌的历史。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近年来大量出土的七千年前的夹炭黑陶,制作虽然简单粗糙,但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是我国先秦文明的一个典型实例。
距今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陶器的制作已经比较细致。表面更加光滑,且有光泽;种类繁多,用途广泛,如:鼎、鬲、碗、杯及瓮、罐等,已作为炊具、餐具和储物器皿被广泛使用。
春秋战国时期,越国陶器兴盛。
商周时期,浙东的制陶业获得新的突破。印纹硬陶与原始瓷的相继出现,特别是原始瓷的成功烧制,使浙东的陶瓷业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众所公认,真正意义上的瓷器出现当在东汉。东汉时期,陶瓷业从原始瓷器进入到瓷器阶段。丰富的瓷土矿藏,先进的烧制技术,胎釉配方及窑炉结构,使浙江成为制陶瓷的主要产地。当时最著名的四大名窑便是:越窑、瓯窑、婺州窑和德清窑。这一时期瓷器的主要特点是:胎质细密,呈青灰色;釉质莹润,具有玉质感;釉色深缘,色泽纯正;且坯釉结合紧密。难怪唐代诗人陆龟蒙要写诗赞叹:“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这一时期的瓷器,已取代了一部分陶器、铜器与漆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用具之一。被广泛用于餐饮、陈设、文房用具及丧葬冥器等处。陶瓷还被大量运用到文具中,如笔筒、水盂、砚等。水盂的功能虽只是磨墨时盛水用的,但造型却很丰富,有蛙形、兔形、鸟形与牛形等样式,装饰特点比较明显。
三国、两晋时期,江南陶瓷业发展迅速,相继在萧山、上虞、余姚一带出现了越窑、瓯窑、婺州窑等著名窑址。所烧制的器物注重品质,加工精细程度可与金、银器相媲美,作为当时名门望族的日用品。这一时期的器物上,常有表现生活场景的纹样。刻划细腻且逼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从而给今人研究建筑、音乐、舞蹈、宗教、畜牧等方面的课题提供了佐证。一些生活用品,如虎子、烛灯、油灯、水盂上,大胆地使用了夸张变形的动物形象,多方面地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审美意识,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
有关越窑、瓯窑、婺州窑、德清窑的情况,大致介绍如下:
越窑:越窑位于今绍兴一带。越窑青瓷是我国最早的瓷种,其工艺水平在当时领先世界。越窑青瓷的用途,一是作为皇室贡品与民间使用;二是出口海外。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远销东亚、东南亚、西亚、非洲及欧洲等地。晋朝时,越窑烧制的天鸡壶、盘口壶、四耳壶和羊形器等青瓷,还销往南洋、日本等地。
瓯窑:瓯窑位于今永嘉地区。东汉时期,瓯窑已烧制出真正意义上的瓷器。到了西晋,其瓷器的烧制技术已相当成熟,釉色淡青,称为“缥瓷”。东晋时,在永嘉罗溪夏壁山已烧制出褐彩青瓷。
婺州窑:婺州窑位于今金华地区。当时属东阳郡(唐代才开始称“婺州”)。解放后,金华各县均发现有魏晋时期的瓷窑遗址及墓葬青瓷。婺州窑的瓷器呈淡青色,且品种繁多。主要销往江苏与福建等地。
德清窑:德清窑位于今德清一带。德清窑以烧制黑瓷为主。从东晋一直延续到南朝。
茶业
浙江茶事始于汉。这从1990年湖州一处东汉晚期砖室墓中出土的青瓷贮茶瓮中可以见证。又从西汉东方朔的《神异记》一书,所述及的丹丘子引余姚人虞洪至瀑布山采茗记载中也可以见证。
三国时的东吴地区,是茶叶传播和发展的主要区域。吴国君主孙皓在宴饮时对韦曜“密赐茶荈以代酒”。
自两晋起到南北朝,南方茶叶的生产、饮用和商贸均得到长足发展。南北朝时,有史料记载,“南朝宋,乌程温山,距县西北20里,出御荈”。
隋朝成书的《永嘉图经》云“永嘉县东三百里有白茶山”。
酿酒业
浙江酿酒业古已有之。
先秦时期《吕氏春秋•顺民篇》云:“越王之栖于会稽也,有酒投江,民饮其流,而战气百倍”,史称“箪醪劳师”。
西汉,朝廷为防止私人垄断酒业,又有利国库收入,于汉武帝天汉三年(前98年)“初榷酒酤”,对买酒卖酒实行专卖,促进酿酒业发展。会稽以糯米为原料,所酿之酒列为“上尊”。
两晋时期,中原贵族南迁,促进了江南地区酿酒业的发展。杭州余杭在东晋时期生产出著名的裴氏阿姥酒。有唐诗记载:“若教使者沽春酒,须觅余杭阿姥家。”东晋,“书圣”王羲之在会稽山阴之兰亭(今绍兴)与谢安、孙绰等名士“流觞曲水”,“畅叙幽情”,在饮酒赋诗之际书写出千古名帖——《兰亭集序》。
南朝,会稽郡已酿出具有当地特色的“山阴甜酒”,即绍兴黄酒。
古典金融业
春秋时期,越国的金融已有了一定的雏形,因在如今的绍兴、上虞、诸暨等地出现了货币,即贝币与刀币。而战国时期出现的借贷契约,则又充分说明了当时商业中金融业的形成与发展。
杭州典当,初名质库,又名长生库,最早出现于南齐寺院。越中的寺庙,多经营质库,初以布施济贫为宗旨,进而演变成为一种营利手段,使豪门巨富的窑藏资金,获得营利途径。
航运造船业
据史料记载,杭州、宁波一带的水运十分发达。七千年前的宁波先民,就已经“刳木为舟,剡木为揖”。而杭州的“杭”,在古代则是“船”的说法。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大禹东巡时“水行乘船,陆行乘车”,在到达今杭州时“舍杭登陆”,于是便有了“余杭”一说。四五千年前,在如今杭州的水田畈、老和山以及良渚一带,就已经有了原始的码头。
西周时,人们甚至可以从宁波古港乘船,一直到达当时的周天子都城——镐京(今西安一带)。
春秋战国时,越国的造船业兴盛。当时,有专管造船的官署,有专业造船的基地。据《越绝书•记地传》记载,越王勾践称越人“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勾践兴师伐吴,就有“戈船三百艘”,按船体大小,分大翼、中翼和小翼。
秦汉时期,会稽已成为全国五大海运商埠之一。
隋朝,越州大量伐木制造船只,成为造船基地之一。隋炀帝时期,京杭大运河开通,沟通了南北经济,促进了以杭州为中心的浙江地区经济发展,同时也促进了钱塘江北岸杭嘉湖一带的经济发展。杭州作为运河的终点,加上钱塘江流域固有的水上优势,使得杭嘉湖地区以及钱塘江两岸的商业往来十分便利,杭州已成为江南地区人员与货物的集散中心。
盐业
浙江的制盐业,主要分布在钱塘江南岸的宁波与绍兴一带。
春秋时期,如今的翠屏山一带就分布着盐场。
汉时,全国设有盐官35处。浙江海宁的盐官是汉代重要的一处盐产地,汉代吴王刘濞就曾在此开山铸钱,煮海水为盐。
东汉末,会稽制盐业有较大发展。
造纸印刷业
浙江的造纸业可追溯至汉明帝时期,这一时期,造纸业兴起,杭州已开始制造土纸。
东晋剡县剡溪(今嵊州)和余姚一带生产藤纸。据《嵊县志》载,“剡藤纸名擅天下。”由于北民南移,刺激了会稽的手工业,纸业迅速发展起来。四世纪中叶,著名书法家王羲之任会稽内史时,曾经从库房里一次拔出一种称为“侧厘纸”的纸张九万张送人。剡藤纸以其质地优异,于东晋中叶就有人主张“土纸不可作文书,皆令用藤纸”。
金属冶铸业
金属冶铸业在浙江具有悠久的历史。
永康的五金业可追溯到黄帝时代。黄帝在今永康城南的石城山上生活居住与炼丹,并铸就了黄帝鼎。冶铸在永康撒种发芽:春秋铸剑,汉造弩机铁刀,晋产铁剑,唐制铜铳,延续至今。
春秋战国时期,越国的开采、冶金之风兴起;铜锡开采,兵器铸造。杭州、宁波、绍兴等地都能冶铸青铜。龙泉产铜铁,且盛产宝剑,正所谓:“吴越之剑,迁乎其地弗能为良,地气使然”。
越王勾践曾设置工官,管理开采、冶炼。在锡山开采锡矿,在六山、姑中山和铜牛山等地开采铜矿。还利用在炭渎所烧制的木炭,在练塘建立了冶铜与冶锡的工场。据史料记载,绍兴地区的上灶、下灶、铸铺、剑翁岭等地,都是勾践铸剑的工场所在。除军事用途外,当时已经在使用“刀币”,即用金属铸成货币后流通;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铸造技术已十分先进,用途也十分广泛。
又据《越绝书》的记载,吴越之地铜锡矿藏丰富,冻炼业也较为发达,越国铜剑名闻天下。越王勾践的名剑纯钧与湛卢,至今仍是神兵利器的代名词。
汉代的吴王刘濞,曾在浙江盐官开山铸钱。此时的会稽,已是著名的制镜中心,即四大制铜中心之一。三国时期达到全盛。当时的铜镜主要有画像镜、车马镜和神兽镜。此时的铸镜工匠以山阴鲍氏、唐氏最为著名,鲍氏不仅在家乡,还远至湖北等地铸镜(湖北鄂城出土铜镜上铸有会稽鲍氏制作字样)。永康已有铁刀生产。
魏晋时期,会稽郡的铜镜已开始销往日本与朝鲜。会稽制作铜镜的工匠,也有去日本的。永康已有铁剑生产。
南朝齐代上虞人谢平,曾使用“灌钢法”制作宝剑。因锋利无比,被后人称为“中国绝手”。此时的采矿业和冶铁业等,已有相当数量的发展。特别是浙南的处州及温州等地,采铜、炼铁与开矿已十分普遍。当时的情形是:龙泉产铜;松阳产银、锡、铅;宣平产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