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

 隋唐五代前期,北方战乱频繁,我国经济中心南移,浙江丝绸业、陶瓷业和航运业得到快速发展。随着隋代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杭州成为江南地区集散中心。

贞观二十二年(648),“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千一百艘。”吴越国时期大力造船,设“沿海博易务”,越州是江南地区造船业中心之一。越州国内外众多商贾云集,货物有玉帛、珠扉、名香、珠药、珠绣等。吴越国与高丽、日本等国进行贸易。

唐中期,杭州“珍异所聚、商贾并辏”、“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鱼盐聚为市”,钱塘江上船樯连绵可达20里,城内大小店铺多达3万室。

唐代越州、湖州成为全国重要的丝绸中心,湖州所产丝织品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波斯、天竺等国。

唐至五代时期,越窑青瓷继续发展并达到顶峰,越窑分布在余姚一带。吴越王钱镠重视海外贸易,瓷器远销东南亚、南亚、非洲、红海沿岸、西亚等地。越窑、婺州窑、瓯窑为浙江陶瓷业中心。

唐大和年间,越州(今绍兴)大和山为著名盐场和贸易港口。“越州盐仅次于嘉兴监及杭州临平监,年产量达四十万石”。乾元年间,永嘉、宁波沿海一带也产盐。

唐永贞年间,越州平水茶种传至日本。唐代“茶圣”陆羽著《茶经》。

唐朝,越州酿酒业发达。吴越时期在绍兴设置酒务司进行征税。

唐开元年间,上虞县生产的金箔和乌金纸外销至日本。“杭、婺、衢、越等州之上细黄、白状纸。”越州的金属制造业也很发达。

唐朝浙江出口物品以越窑青瓷和丝织品为主。宁波为重要港口。嘉兴府在唐、五代时期与日本、高丽通商。明州(今宁波)到日本经商者众多。

一是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一直成为浙江人刻苦上进、励志奋发的指路明志灯,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浙江人,似乎从不为困难和逆境所折服。在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浙江人的这种自强精神也得到充分表现。成千上万的浙江生意人,跋涉千山万水,尝遍千幸万苦,不惜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把浙江的产品销往全国,把全国各地的生产要素和自然资源引入浙江。在有市场的地方,无论多么偏僻,都经常可以看到开店经商的浙江人。

二是悯商重贾的亲商意识。春秋战国时的越国大夫范蠡提出了自己的经营思想并付诸实践,被后世尊为“商圣”。南宋时,以吕祖谦、陈亮和叶适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和永嘉学派都在浙江,就是强调功利,注重事功。体现在经济上,就是反对中国传统“重本轻末”、“重农抑商”的思想,认为应该“通商惠工”、“扶持商贾”,发展商品经济。它不仅深深地根植于浙江的社会经济实践,同时还深深影响着浙江工商经济的发展。我国自秦汉以来就形成了“重农轻商”、“强本抑末”的社会传统,但浙江沿海地区的民风自明清以来却逐渐改变了这一价值传统。他们悯商重贾,认为工商皆本,甚至认为做官也不如经商:“满路皆商贾,穷愁独缙绅”。

三是隐忍自持的精神动力。佛教自唐朝传入浙江以后,传播和发展一直很繁盛,境内的普陀山、灵隐寺、天台寺等都很著名。在长期宗教实践中,佛教那种禁欲苦行、隐忍自观、寓动于静的操守,逐渐融入了浙江人的文化性格,成为浙江人群“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佛教的斋戒素食促成了浙江人节俭的生活传统,崇尚苦行苦修的价值指向构成浙江人勤苦劳作的精神动源。浙江还是道教南宗,浙江人的传统文化性格,还受老庄思想影响,具有虚实相兼,随机运化的风格。浙江人做事踏实、勤奋,但外部却往往给人虚静无为的表象,善于凭借细活柔功来开拓市场,在不声不响之间,把千万种小商品推向了全国和世界市场;在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面前表现了更多的灵活性,善于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和市场变化调整所有制结构、经营方式、产品种类,而不是以某种先验“理念”和主观意志来对抗市场自身的运行规律。

四是求真务实的传统理念。早在东汉,王充就对当时散布虚妄迷信的谶纬之学、虚论惑众的经学之风,给予了严厉的批判。他提出“疾虚妄”“重效验”,主张认识必须以事实为对象,同时以效验来证明,做到“订其真伪,辨其虚实”,使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相符合。明代,王阳明创立阳明心学,鼓励人们摆脱理学的束缚和教条的蒙昧性,主张知行合一,对主体精神和人的自我意识大加肯定。此后,黄宗羲以其朴素科学性和民主性的思想,成为明清之际思想解放的最重要代表。这些都表现出浙江人一以贯之的“低调行事,讲求实效”的文化基因。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浙江人不尚空谈,踏实苦干,讲求实效。面对质疑不争论,面对成绩不炫耀;对于探索中的尝试,多做少说,只做不说,彰显了浙江人务实、自觉的传统。

主要产业
丝绸棉纺业

隋及唐初,丝织业的中心是黄河流域,但从唐代中期以后,丝织业出现了向长江流域转移的趋向。得益于北方先进的养蚕和丝绸技术的传入与交流,越州(今绍兴市)丝织业发展最快,成为江南的丝织中心,丝绸贡品日益增加。吴越王钱镠大量向宋庭朝贡丝绸,也促进了江南丝织业的发展。

湖州在唐代已经成为全国著名的丝绸中心,除部分用于自给和作为朝廷贡品外,很大程度上被作为商品进行贸易。湖丝织品中丝、绵、绢、纱等为上品。

唐代至吴越国时期,越州一带植桑养蚕的传统依然十分兴盛,产品出口海外。其丝织品“薄如蝉翼,飘似云雾”,如宝花罗、白编绫、花纱、吴绢等。吴越国设“沿海博易务”,与高丽、日本等国进行贸易。湖州丝织品远销波斯、天竺等国。浙江的“丝绸之府”地位初具雏形。

陶瓷业

唐代由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瓷器生产出现了遍地开花、互相争艳的局面,形成了“南青北白”的陶瓷业格局。慈溪上林湖越窑是当时南方青瓷中的杰出代表。除越窑外,婺州窑与瓯窑也是浙江的两大陶瓷业中心。

自中唐开始,越窑青瓷生产发展迅速。唐至五代,是越窑的盛销期。唐政府注重海外贸易,越窑除贡奉朝廷外,外销数量很大。吴越王钱镠重视海外贸易,在日本的福冈、平城等地均发现有唐朝时期的越窑青瓷。在东南亚、南亚、非洲、红海沿岸、西亚等地也有这一时期的越窑瓷器。今伊拉克巴格达阿拉伯博物馆和柏林塔雷姆博物馆,均藏有唐及五代时期的越窑瓷器。

晚唐时,越窑的制瓷工艺进一步提高,品种繁多,质量居全国之冠,并大量输出海外。

五代时期,越窑青瓷继续发展并达到顶峰,出现了“类冰类玉”的秘色瓷。

茶业

唐代“茶圣”陆羽为写《茶经》专门到湖州进行考察,《茶经•七之事》引《永嘉图经》云“永嘉县东三百里有白茶山”。湖州长兴顾渚山谷、吴兴温山等地均盛产茶叶。”《唐书•食货志》亦载“浙产茶10州,55县,有永嘉、安固、横阳、乐城四县名”。

浙江的茶事有以下记载见诸史料:

武德四年,“吴兴郡土贡:紫笋茶、金沙泉”。

天宝元年,睦州新定郡(今建德市)土贡细茶。

天宝中,鄱阳人吕潢因往来浙淮间贩茶而致富,跻于广陵大商贾之列。

上元元年,陆羽隐居余杭撰写《茶经》。

大历五年,唐代宗因顾渚(今长兴县水口乡)贡茶岁造数多,遂命宜兴与长兴均贡,分山析造。在长兴虎头岩后建贡茶院,是年起至贞元十六年(800年),均在此造贡茶。每年急程递进,取清明到京。

贞元十七年,湖州刺史李词建吉祥寺为贡茶院,并引顾渚泉造茶。十九年,日僧最澄回国时,从天台山、四明山带去茶籽,种植于日本贺滋县。

唐永贞年间,越州平水茶种传至日本。

宝历前后,李肇撰《唐国史补》,在卷下“风俗贵茶”中,列当时15个产茶地之名品,其中有顾渚紫笋、婺州东白、睦州鸠坑。

吴越宝正三年,吴越王钱鏐派袁韬向后唐进贡茶2.7万斤。天福三年,钱元瓘向后晋进贡大茶脑源茶2.4万斤。开运三年,钱弘佐向后晋进贡脑源茶3.4万斤。

酿酒业

唐朝,越州酿酒业发达,有“醉乡”之称。官府设立专卖酒及酒曲的酒店,对酤户和酤肆征收酒税,并代百姓纳榷酒钱。官府严格要求酒的质量,据《唐书》载,对酿酒造出售劣酒者,一经发现,即予定罪。

太宗淳化以后,朝廷在一部分地区实行买扑制,允许募民自酤;

神宗熙宁五年以后,买扑制在全国推行,实现官府自酿与民户买扑并存。

五代时,吴越王钱镠在绍兴设置酒务司征税。

航运造船业

隋朝开通的京杭大运河促进了南北地区的交流和发展,也促进了钱塘江北岸杭嘉湖一带的经济发展,杭州作为运河的终点,成为江南地区重要的人员和货物集散中心。到唐中期,杭州已发展成为“珍异所聚、商贾并辏”、“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鱼盐聚为市”这样一个大都市。

唐朝,明州(今宁波市)是对外出口的重要港口,以海上贸易著称,宁波人到日本经商也已很多,他们住在鸿胪馆里。嘉兴府与日本,高丽通商。越州(今绍兴市越城区)大量伐木制造船只,成为造船基地之一,具备制造跨海战船的能力。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越州总管曾督造”大偶艎舫”(即双体船)1100艘。

中唐以来,明州的造船业迅速崛起,当时的船场,已经能够制造25至50吨以下的海船,造船技术东传日本;且明州也已成为中日“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

吴越国时期,为发展海外贸易大力造船,与高丽、日本等国进行贸易。彼时,湖州所产丝织品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波斯、天竺等国。

五代时的温州,“航海收入,岁贡百万。”

1974年,在姚江出海口发现一条正准备出口朝鲜、日本的沉船,船上满载越窑青瓷等各种瓷器。

盐业

唐玄宗开元以前,是食盐征税和专卖制度的建立时期,开元以后,是食盐专卖制度的日益完善时期。唐代朝廷在温州设黄岩监,对盐业进行垄断;先向民间低价收购,然后再高价出售。唐代大和年间,越州(今绍兴)的大和山是著名的盐场与贸易港口。乾元年间,永嘉的制盐业兴盛;当时宁波沿海一带也产盐。由于两浙东境全线濒海,隈奥曲折之处众多,故都可采盐。

造纸印刷业

唐代时,绍兴的造纸业在当时具有很高的地位,并且对朝廷进贡。据龙游县志记载,“手工造纸初具规模,元书纸列贡品。”

《唐六典》记载:“杭、婺、衢、越等州产上细黄白状纸”。

唐开元年间(713-741年),上虞县生产的金箔和乌金纸外销至日本,余杭藤纸被列为贡品。剡中还有一种“敲冰纸”,质地尤佳。剡藤纸著名品种还有硾笺、玉笺、粉云罗笺以及月面松纹纸、玉溪纸等。

金属冶铸业

唐时,永康铜山、铜孔屏炼铜11万斤。在铜山、芦后设有冶炼场,至今尚有残留炉渣。方岩有人招募铁匠打制菜刀、剪刀和锄头,设铺出售。衢州在南山(湖南镇山前峦)开采银矿。

矿产资源勘探也始于唐代,会稽有锡矿,山阴有铁矿,诸暨有银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