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以及对商品流通给社会带来正向效应的认识不足,明朝的商人社会地位,经历了大起大落的阶段。
明朝初期,朝廷奉行“重农抑商”的传统国策。以农业为本,以工商为末,对工商业的发展采取了抑制的态度,认为从事工商业乃“舍本逐末”。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朝廷与社会对商人都极为鄙视,商人在社会上属于“四民之末”,社会地位仅比奴婢贱民高一点。为了强调这一点,朝廷还专门在服饰方面对士庶阶层的身份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农民之家可以穿绸、绢、素纱和棉布;商贾之家只许穿绢和棉布,而不许穿绸纱;如果农民家中有一人经商,全家人就统统不许穿绸、纱,而只能穿绢布。明朝前期的商人阶层,哪怕是拥有万贯家财的富商巨贾,在社会上还是被人视为出身下贱之人,至于一般的中小商人,社会地位就更低下了。
明朝中叶以后,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朱元璋苦心创立的贵贱有差、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全面崩解。商人们,尤其是富商巨贾,凭借他们积累的大量财富,通过各种途径,利用多种手段,或捐监买官,或培养子弟读书入仕,跻身于官僚特权阶层。从此,商人们的地位在世人眼里迅速蹿升,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了。
按照商人拥有的资本与经营方式,明朝浙江的商人大致可以分为富商巨贾、中等商人和小摊小贩三种类型。
富商巨贾大多交结官府,从事贩盐、贩茶、贩珠宝等利润丰厚的买卖,通过长途贩运贸易积累起巨额财富。明朝中叶后,商人阶层的服饰开始崇尚奢丽。富商巨贾中有的亦儒亦商,他们虽终年从事经商活动,但闲时也不忘读书作文,颇具儒雅风度。
这一时期,在浙江各地经商的徽州人,对所在地的社会公益事业一般都比较热心,为联络感情,他们往往乐于捐物捐款,并在当地兴建寺院、桥梁及兴办社学义塾。
明朝,凡是在府、县城、乡村的市镇上从事商业贸易的,官府的户籍册上登录都为“铺户”。依据经营的规模,铺户还可分为中等商人和小商人。铺户阶层的中等商人,通常在城镇开设与经营酒肆、茶馆、米店、杂货铺、肉铺等店铺,并雇用掌柜、伙计和招收学徒,从店铺的商品销售中赚取商业利润,得以发家致富。除经营店铺外,有的商人还从山区贩运木材,倒卖油漆土产等物。
明朝,一般商人都要承担官府派征的徭役,但官府也允许商人出钱雇人代服劳役。
丝绸棉纺业
明朝,虽已盛行棉纺织布,但浙江的纺织行业还是以丝织业为主。农民从自缫生丝、自织绸绢的家庭手工业生产形式,转向生丝出售,出现手工缫丝业。
江南地区历来是全国丝织业的主要产区,苏州、杭州、南京为明清江南“三织造”所在地。嘉兴、湖州和杭州三府则是当时全国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不仅丝织产量高,花色品种丰富,而且在丝织生产工具和织造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
丝织仍旧分为官营与私营两种。
明朝的丝绸贸易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外地客商到以丝织业为主的小城镇里去采购丝或丝织品,一般都不直接与蚕农或织户做交易,而是通过中间商,即牙行来完成贸易。牙行是由当地商人开设的经商机构,他们是当时杭嘉湖一带小城镇中沟通买卖双方的主要商业渠道,在蚕丝和丝织品的贸易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明朝中叶开始,杭州、湖州、绍兴等地的生丝和丝绸、缎、绢等丝织品,还通过走私商人输出海外、远销到日本、暹罗(泰国)、吕宋(菲律宾)等国。
陶瓷业
从明朝开始,陶瓷的窑址几乎都集中在景德镇。当时,无论官窑还是民窑都偏向于彩绘瓷器。瓷胎也趋向薄、细、白。坯身上的记款式样,便从此开始。年代、堂号、人名一一具备。使研究与考证者可以确切辨认。
当时的浙江窑业主要是陶窑、灰窑与炭窑,大都烧制陶瓮、瓦罐及缸等一类的日常用品和育蚕用的一些器具。
杭州的钱塘、仁和、富阳与余杭,都有造砖瓦的窑穴和烧石灰的灰窑。嘉兴府以嘉善县的干家窑陶业最为著名;湖州府各县也有陶业,它们制造陶瓷、瓦罐、缸等日常用品。而山区的安吉、武康、孝丰等县,则以炭窑业出名,主要是制造供应育蚕用的器具。
茶业
明朝是浙江茶业继往开来的一个重要时期。
浙江人种茶的历史悠久,种茶、制茶是各地农家从事的主要农副业之一。这一时期的名茶新品不断涌现,浙江至少有19个县的名茶入贡,长兴罗岕与西湖龙井闻名全国。茶叶已逐渐成为海外贸易的主打产品。
据万历年间的《绍兴府志》记载,绍兴府产茶较多,明代中期以后,绍兴出产的茶叶大量销往北方,仅销往北京一地的绍兴茶,其销售额都较为惊人。京城的牙行老板们曾评估说:“越所贩茶,每岁盖三万金也”。
正德年间,日本人时至绍兴互市,换取茶等货物。
明末,舟山群岛的私人海上贸易,茶叶是最为大宗的一种。
酿酒业
明朝,绍兴酒业保持南宋盛况,东浦“孝贞”酒坊牌号,系明武宗正德皇帝御题。绍兴湖塘的“叶万源”、“田德润”酒坊创设于明代,所产酒质量特高,专销闽广及南洋群岛各国。
古典金融业
明朝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宁波钱庄业开始兴起。
同时期,随着绍兴城乡手工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兴隆,绍兴老酒、茶叶、丝绸、锡箔、腐乳等加工产品大量行销国内及日本、东南亚市场,商品流通日趋繁荣。与此相适应的是,以兑换银钱为业的钱摊、钱肆在境内大量出现,继兑换银、钱之后,以借贷资金为主要业务的钱庄业逐渐兴起。钱市行业开始从“银钱贵贱”(即兑换比价),向“赊贷子息多寡”(即存放利率)和不同地区间的汇划业务发展。
明末,杭州作为省会形成钱庄业,还出现了银号、票号、官银号、官钱局等专为当地官府服务的金融机构。
航运造船业
明代,宁波是与日本贸易的唯一港口。
明洪武四年(1371年),为防止沿海居民出海与方国珍所部及倭寇沟通,实行海禁。
正德年间,私人海上贸易兴起;当时有军用造船业和民用造船业两块,宁波设有主要军用造船基地。
至万历末年(1619年),倭寇平灭,海上交通逐渐恢复。
史料记载:因漕运需要,明政府曾下令温州与明州(今宁波)建造百余艘遮洋船。
盐业
从明代封建政府对两浙盐业管理的发展变化来看, 其最终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攫取垄断利润。然而, 明代两浙盐业的生产, 对推动两浙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有一定积极作用。如水乡灶户脱离了盐业生产,专门从事柴荡、滩涂的开发, 使大片滩荡变成良田。徐光启曾说: “ 海上官民军灶, 垦田几二百万亩, 大半种棉, 当不止百万亩”。这些新开垦的滩荡, 主要种植棉花、豆等农作物, 这对推动沿海土地的开发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十分有利。
明朝时,朝廷对食盐交易实行严格的控制。销售上,一方面通过对盐场与盐民(灶户)的控制,垄断食盐的资源;另一方面又推行“开中法”,规定商人们可以通过输送粮食和草料等军需品到北方边境,以换取相应的盐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取盐,销往相应的地区。
两浙盐场是当时中国的主要产盐区之一,浙江的许多官绅权贵利用各种手段控制盐引。商人们,尤其是徽商,通过行贿与官员相勾结,从而获取盐引,垄断食盐贸易,以此谋取高额利润。
造纸印刷业
明代,黄、白纸已列为贡品。明永乐年间,岁进岁办征天字号黄纸、白纸,署字号黄纸、白纸。
温州泽雅的纸山四连堆造纸作坊群,被誉为造纸术“活化石”。
桐庐造纸是严州府最发达之县。桐庐以历日纸、土纸著名;分水以综青纸、银色纸、烧纸等负有盛名。此外,杭州的油纸,余杭的竹烧纸,富阳的“谢公笺”及以稻草为原料的草纸等,也都被列为名品。
金属冶铸业
明朝时期,铁匠、铸匠、锡匠、银匠遍及城乡。素有“百工之乡”美称的永康,常年有数万工匠外出,足迹遍布全国,故有“打铜打铁走四方,府府县县不离康”之说。丽水县宝慈乡开采银矿,有矿坑300余处。明嘉靖年间,球川(常山)曾开采金属矿,百斤矿石炼银30两。明万历十三年《常山县志》载:“今止四五两耳,脉且尽矣”。
《明史》载:兰溪有铜山,旧产铜。明代杭州的金银铜铁锡制作工艺玲珑剔透。据记载,诸暨洞岩山采掘铅锌矿石。明代,处州银矿开采鼎盛时期,庆元县有银坑10个,岩壁凿有“成化十八年开采”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