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棉纺业

清朝，浙江丝绸棉纺业随着国内国际贸易量的增加，出现了一批名牌产品，注重牌子的机户“年年利市三倍赢”。这些产品为近现代浙江丝绸在全国的优势地位奠定了基础。

康熙年间，浙江杭嘉湖地区生产与贸易一片兴旺，以丝绸为产业的工商业城镇日益繁荣。杭嘉湖地区的菱湖、濮院、南浔、双林等都有较大规模的丝绸销售市场。在苏州、盛泽等丝绸市场中，浙江的丝绸产品以湖丝的生产量和交易量为最大，国内许多地区织造业均购买湖丝为原料。

乾隆年间，杭嘉湖甬的织机数量都达到数千张以上。

道光年间，拥有五六百张织机的大型工场相继出现，嘉兴濮院镇丝市日出万绸，杭州城东一带形成丝绸市场，宝善桥仓河下船埠头装载丝绸的船只昼夜不息。

晚清的蚕丝主产区湖州，由于外销的兴旺催生了一个近代史上著名的浙江丝商群体，所谓“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坐拥千万资产。

清末，对土丝进行改良加工的“辑里丝”应运而生，零星的机器缫丝厂也开始出现。通久源轧花厂、通益公纱厂、通惠公纱厂被合称为浙江“三通”，是浙江最早的近现代工业。

1897年，杭州知府林启首办"蚕学馆"，在苏堤两岸栽桑30余亩，添置仪器设备，这是我国第一所蚕丝学校。

随着上海口岸的通航，毗邻的杭嘉湖区蚕丝得地利之便，生产和出口两旺，拉动了浙江其他地区蚕丝业的复兴。

清朝时，官营织造废除了明代的匠籍制度，其中杭州制造局是清代江南三大织造之一，生产规模最大。

在对外贸易方面，明朝厉行海禁，康熙时期重新开禁，但乾隆时期又加强了对外贸易的限制，以广州为主实行一口通商。浙江的湖丝与丝织品通过广州口岸向欧洲等西方国家大量出口。在国外市场上，浙江的丝绸很畅销，尤其是湖丝，占据了其中的大半。

然而，到了清后期，由于西方机器缫丝业的发展迅速，蚕丝的品质越来越高，加上日本蚕丝业的兴起，中国的丝绸业，主要是浙江的丝绸业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杭州官营织造跟之黯然谢幕。

清朝棉织业杭州地区以海宁、仁和最为发达；钱塘、余杭、新城次之。其他以平湖、海盐、石门、嘉善等县较为发达。

陶瓷业

清代浙江窑业分陶窑、灰窑、炭窑，杭州的钱塘、仁和、富阳、余杭都有造砖瓦的窑穴和烧石灰的灰窑。嘉兴府以嘉善县的干家窑陶业最为著名。湖州府各县也有陶业，制造陶瓮、瓦罐、缸等日常用品，但以山区安吉、武康、孝丰等县的炭窑业为最出名。主要为了供应育蚕之需。

诸暨徐兆佳祖辈以陶为业。1908年经营三和坛行、晋和坛行，从事烧制酒坛，同时收购优质酒坛，专销绍兴。

茶业

清代，浙江茶业由兴盛走向衰落。清代浙江绿茶的加工基本沿袭明代，后出现外形圆润的珠茶和扁平光滑的龙井茶。珠茶的出现有人认为始于南宋，但缺乏足够的证据。龙井茶虽闻名于元明，但炒至扁形茶则迟至清代。

浙江茶叶的外贸出口在清初曾有过一个快速上升期，带动产量的增长，像平水珠茶、珍眉绿茶一度风靡美、英、法、俄及非洲许多国家，仅珠茶一类出口量达万吨。占全省茶叶出口量的半数。清康熙元年，平水珠茶被誉为“绿色珍珠”，以“贡熙”名运销国外。珍眉绿茶在19世纪后期以销美国为主，原销往英、法等国的珍眉绿茶也多数转销北非市场。温州的红茶则以销英、法为主。四十一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舟山岛上设立贸易站，开展茶叶贸易。但好景不长，出口量很快盘旋而下，日渐萧条。主要原因是出口贸易被国外所操纵，先是英国六次降低茶叶进口关税税率，同时竭力扶植印度等国家发展茶叶来对付中国，接着日本茶叶的竞争，浙江（包括全国）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一再遭受挫折，出口量锐减。浙江茶自那时起，以内销为主成了必然趋势。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浙江茶叶开始向陕西内地销售。

雍正七年，杭州已有专营茶叶的商号，海宁翁耀庭在杭州梅东高桥创设翁隆盛茶号，以经营西湖龙井而驰名。开设在龙井茶区的陈春茂茶号，还有后来的方福泰等，清时在杭州做茶叶生意百分之九十是徽商。徽商还在浙江各城市开设茶行、茶号。

咸丰九年，宁波港茶叶出口量为1000担。

清中后期，杭州、平水、遂淳、温州等茶叶产区出现一批专营茶叶收购和加工的茶栈、茶行。在城市出现批零兼营的茶号。宁波慈溪人贩茶去广州。绍兴人在王化开设瑞泰茶栈，收购日铸岭附近园毛茶，精制后售与上海外商洋行出口。平水镇人在当地创设茶厂。杭州敦义堂茶漆会馆成立，温州创办焙茶公司。温州和余杭办起新型制茶公司。双江溪有设利记，祥记茶栈。晚清海宁著名茶商朱葆元在上海自设震和茶栈，经营平水茶。

同治元年，会稽人董庆章与上海人吴南皋由英商怡和洋行出资8000两银子，在会稽县渔家渡村(今属上虞)合办久大茶栈，收购上等圆毛茶，精制后的成品珠茶，专供怡和洋行外销。竹溪人钱登选创设茶厂于平水镇，收嵊茶精制，舶销海外。末年，谷来人黄林源设利记、祥记茶栈于双江溪，收购北山、南山、长乐等地毛茶，精制后销欧美。五年，粤人携带茶师、器具到建邑(建德)改制红茶，外销洋庄。十一年浙江征收商品茶叶厘金，当年达781071两。十三年，杭州敦义堂茶漆会馆(杭州茶叶业同业公会前身)成立。

光绪元年，征收茶捐。温州开埠，出口茶叶300担。十二年，我国出口茶叶221.7万担，其中杭茶、绍茶占20%～25%。十九年，温州创办一家焙茶公司。

宣统二年，杭州茶行及各处水客组成茶业会馆，又称水客会馆。

酿酒业

清代浙江由于人口急增、粮食紧缺，朝廷以酿酒耗米太多，屡次下令禁止民间酿酒，但千百年来民间饮酒习惯很难改变，仍普遍在经营酒业。

浙江酿酒业在这一时期继续发展，与宋元相比，所不同之处在于：一、官府酿酒在衰落，民间私酿的商品酒在发展；二、宋元酿酒在州府，而明清主要在县城和一些经济繁荣的镇市；三、各具特色的地方名酒畅销。主要有绍兴酒、东阳酒、天台红酒、湖州三白酒、南浔酒、永康桃花酒、杭州秋白露酒、义乌白字酒、萧山萧酿酒、严州东关五加皮酒、金华寿生酒、浦江泼露清酒等十几种。绍兴酿酒历史悠久，但绍兴酒之名约始于清代前期。

金华寿生酒始于清朝中叶，具有酒色金黄鲜亮，其味醇美，香气浓郁的特点；杭州西溪梅花酒据《西溪梵隐志》载，在西溪柏家园梅隐庵后边，“泉从地面泛出如梅花瓣，味甘冽，溪人以之酿酒，号梅花白，市之远方，与东浦（绍兴）泉相埒”；严东关五加皮酒据《浙江土特产简志》载：始于乾隆二十八年，被誉为“人间佳酿”，1896年参加新加坡南洋商品展荣获金质奖，萧山的萧酿与绍兴酒齐名。

绍兴酒、沧酒（今属河北）、浔酒、川酒列为全国四大名酒；清代初期是绍兴酒的全盛时期，远销南洋、日本等国。酒坊如“高长兴”、“沈永和”等纷纷设立。绍兴酒商陶寿鸿继承祖业，经营绍兴王坛镇“陶星”号酒米店，海门陶祝华在海门等地设陶元康号及陶裕康酿造号、陶裕康酒店等。

清光绪初年，绍酒年产24万缸，合7万多吨。

清宣统二年（1910年），绍兴沈永和墨记酒坊的善酿酒，在南洋劝业会上获“金质奖”。

清道光二十年（1842年），绍兴章东明酒坊每年酿酒约六、七千缸，南销香港、新加坡等地。“田德润”酒坊60斤装加饭酒远销俄国，“云集”酒厂的产品远销香港、澳门及新加坡、菲律宾等地。

1915年，绍兴酒云集记和谦豫萃、方柏鹿酒在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分别获金牌和银牌奖章，产品远销英国伦敦、美国纽约、日本东京等地。浙酒各种出口的酒里，绍兴黄酒所占比例最大。产品远销国外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清末民初，由于帝国主义入侵，军阀混战，绍酒产量逐年下降。

古典金融业

明末清初，杭州作为省会形成钱庄业，还出现银号、票号、官银号、官钱局等专为当地官府服务的金融机构。清代杭州典当业雄厚，为最显赫的三大行业之一。

清顺治、康熙、乾隆各朝，浙江钱铺发展很快。

清康熙六年，绍兴人在北京建立银号（南方称钱庄，北方称银号）会馆，名曰正乙祠，即为钱庄的行会组织之一。

乾隆年间，绍兴人赴上海开辟钱庄业获得成功。此后，绍兴人宁波人在杭州、上海、北京等地投资创办钱庄，成立行会组织，形成”绍兴帮”，或与宁波合称”宁绍商帮”，其经营模式辐射全国。宁波钱庄集中开设在本地江夏街一带，鼎盛时期达160多家。

道光十八年，杭州钱铺已开发钱票，收存豪商巨贾之银，此时的钱铺与现代银行大端已无相异，有存款、放款、汇兑和货币买卖等业务。绍兴已形成集兑换、放款、汇划于一体的钱庄行业，成为我国钱庄的发祥地之一。

鸦片战争后，浙江的钱庄资力雄厚，居“百业之首”，影响力远达京、津、沪、汉。当时杭州有划一的钱市。有的钱铺支持南北贸易，沟通款项汇划，并与官府往来，受托收解饷、税各款。

同治初，杭州受太平天国战争影响，钱庄一度停歇。两三年后，经济逐渐复苏，钱庄跟着迅速恢复。同治末年，杭州建立钱业会馆，形成钱业市场，出现大同行、小同行和现兑庄三类不同的钱庄。光绪十二年（1886年），仅山阴、会稽两县就有钱庄42家。光绪二十三年，宁波商人在上海设立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十年后，浙江省第一家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在杭州成立。

据清宣统二年(1910年)统计，杭州入会钱庄59家，未入会的现兑庄和兑换店百余家。浙江兴业银行、大清银行浙江分行、浙江省立银行在绍兴先后分设经理处。

另外，镇海的李也亭与人合伙，筹资创办慎余钱庄、崇余钱庄、立余钱庄。余姚徐乾麟于1922年与朱葆三等创办江南洋行，并任总经理。

清末，现代化银行业开始在杭州兴起。公库款改由银行代理，影响钱庄业务；上海发生的金融风潮波及杭州，杭州大同行、钱庄大批倒闭，剩下仅及半数。随着中国社会的门户开放，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金融专业机构——“银行”也渐次传入中国。中国的第一家本国资本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上海设立，它就是由浙江宁波商人创办的。1905年，清政府成立的”大清户部银行”，是中国最早的国家银行，最早的官办银行，1908年更名为大清银行。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浙江省第一家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在杭州成立，它是由当时修建沪杭铁路的浙江铁路公司附设铁路银行转制而来。江浙地区商业和钱庄的长期发展，积累起相当巨大的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它成为各家银行筹集资本的重要源泉。

航运造船业

清中、晚期，国内的不少民族资本家投身于航运业，他们在宁波与舟山两地同时建立起90多个渔业公所，促使大批的轮船与汽船企业崛起。 

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清政府宣布消除海禁，允许造船出海，然而40年的海禁阻遏了造船业的技术进步，浙江温州、台州、宁波造船航运业在与外国的远洋运输竞争中处于劣势。这种停滞不前的状况一直到洋务运动的兴起，引进西方技术才得以改进发展。

清时浙江不少民族资本家投身于航运业，像海门陶祝华，与他人在上海创办越东轮船公司，购置“永利”、“永宁”轮航行椒沪、椒甬线，椒江始有航运客轮。镇海戴嗣源创办的戴生昌内河官轮局，是最早的内河轮船公司，行驶苏州、杭州、上海、嘉兴、湖州各埠，以后扩充航路，轮船多至20艘。后又与人创设以修造小火轮为主要业务的上海荣昌机器厂。还有被称之为近代海产业先驱的鄞县张尊三，开办德新海产号。同时在上海开办元记字号。收购销售日本偏僻的北海道鱼翅，逐步成为海产业的巨头，并垄断北海道当地相关产业。另外，鄞县的张延钟于1899年与人在上海创设恒昌机器厂，修造内河小火轮。20世纪初获得迅速发展，闻名于上海制造业。1923年创设恒安轮船公司，经营航运业。

镇海李也亭为清朝末年航运业巨商，初拥有沙船十余艘，每艘值银数万两，经营业务主要在江浙沪和京津之间，一度垄断江浙沪的沙船业，是旧上海著名家族商业集团“小港李家”的创始人。他独资创设久大沙船号，不久后又斥资收购上海黄浦江码头一座，命名为久大码头。

清中、晚期及民国初期，宁波与舟山两地同时建立起90多个渔业公所，促使大批轮船与汽船企业崛起。

清代浙江造船及航运业总体不及明代，这与欧洲资本主义兴起和现代机动轮船的出现，以及清政府闭关自守政策有关。

盐业

明清两代浙江海盐属当地最主要产品。

清乾隆年间，两浙盐业已达到鼎盛期。盐场由顺治时的23处、雍正时的25处，增加到乾隆时的32处。钱塘江河口两岸的盐场，特别是南岸盐场和温、台、宁沿海盐场不断发展；其中，余姚盐场后来发展成为全省最大的盐场。 

太平天国时期（1851年—1864年），浙江沿海动乱不定，盐官逃跑，私盐充斥，盐商所持食盐引票失去统销保障，纷纷抛售，引票价值惨跌。张颂贤廉价购进杭州大盐商朱恒源的十万引票，又把朱恒源过户为张恒源，其他盐商有转让引票的，亦悉数收并，张家遂成为引商大户。

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军退出浙江，盐区重新设官统制，引票价格猛涨十倍，张家暴富。张颂贤后约诸盐商收余姚岱山盐民的私盐轻课减价，惠及盐民，加强缉查，断绝私盐来路，达到官商两利。

清末著名盐商鲍芗谷，拥有富阳4/5的引数，并与同籍宋家在江西玉山合伙开设“生”字盐栈、经销范围广及广信、广丰、贵溪、弋阳、铅山等县，又占有苏五属溧阳引数的一半，同时是余姚延长浙东引盐公廒的主要股东并任董事长。

造纸印刷业

清代浙江各山区县产竹地区均有造纸手工业，尤其以杭州府的富阳，衢州府的江山、常山、开化、龙游等地造纸业更为发达，成为当时造纸业的重要基地。

据记载，湖北市场上的纸、笺等均来自杭州等地。衢州府各地，民多“以造纸为业”，江南、河南、湖广、福建等地的生活用纸及官府用纸大多到衢州购买。

清康乾间，杭州、湖州、越州等地私家刻书兴盛，“纸墨精良，为清代印本之冠，”说明这一时期浙江地区印刷业的发达。

清康熙《常山县志》载，纸品有日历纸、科举纸、册纸、三色纸、十九色纸、玉版纸等。

晚清，宁波，绍兴等地创办多家刊行报纸及书籍的机器印刷。

宁波印刷主要是政府机构和私人印刷。从刊刻者来说，可以分为政府、家族、商人三大类，其刻本分别称为官刻本、宁波的雕版印刷日趋繁荣。

绍兴府属各县开设文具纸张商店，生产、经营土纸描红簿、总清账簿、大八行信笺等文教制品，其制品以木板水印居多。

鸦片战争后，传统雕版与旧有活字版逐渐被西方的石印和铅印所取代。

浙江鄞县鲍咸昌与他人合资在上海创立商务印书馆。先协助胞兄鲍咸恩管理印刷所。后继任印刷所所长，并另在香港设立印刷厂。1906年，浙商何丹书进入美国人福开森办的《新闻报》董事会，任华人董事。时《新闻报》销售量1.5万份，居上海各报之首。

金属冶铸业

清代，浙江金属冶铸业发展水平在明代基础上有一定的发展。清代以锻打铸造日用工具的浙江铁匠、铸匠、锡匠、银匠足迹遍布全国。其中素有“百工之乡”美称的永康，常年有数万工匠外出，有“打铜打铁走四方，府府县县不离康”之说。浙南处州、温州等地，采铜、炼铁、开矿十分普遍。如龙泉产铜，松阳产银、铅、锡，宣平产铁。永康铁匠已能打制无缝枪管，用于火铳。云和、丽水、青田县有炼铁炉20座。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永兴铁店建于源东乡，后迁孝顺，曾为龙华会制造土枪，云和县产生铁七八万至十余万担。

清同治年间，许源兴铁铺作坊所产的“五作”工具，公认为不易生锈、不粘泥、不卷口而名声远扬。

清末，杭州市五金行业开设的店作共有36家，其中五金商店2家，铁器店11家，铜锡店18家，白铁店3家，度量衡店2家。 

清末绍兴陆文奎，在绍兴开设陆永兴打铁铺，用西铁条、薄铁片巧制各种铁画挂屏，备受人们喜爱，其产品在1910年南洋劝业会上获金奖。同年在原打铁铺改设陆永兴五金煤油店，同时收徒传艺，增加铁画屏生产，数年间，经销产品达数百种，产品行销上海、杭州、苏州等地，英、美、日、德等国商行也时有订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