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棉纺业

进入民国，封建织造衙门被撤消，浙江民营丝绸、纺织工业迅速发展，生产工艺有较大提高，以杭州为例，1926年，全市有近百家丝织厂，织机上万台，年产各色绸缎150万匹，手拉提花机和电力织机的使用，将先进的丝织机械设备推上主导地位，不过，此时，传统的绸庄和机坊仍然保持着一定的活力。

此时的浙省丝织业有三个特点：第一是规模大，设备新，杭州有四大丝织厂，即纬成、振新、天章、虎林；宁波有四大绸厂，即华红、华泰、经大、涌昌。第二是大绸庄自建工厂，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第三是出现丝织工艺品厂。

浙江的棉纺织业发展较快，1918年纺锤总数居全国第三位，集中于杭嘉甬温四地，并带动新兴的针织业迅速发展。

到了抗战时期，浙江大部沦陷，以致百业凋敝，丝绸棉纺业无一幸免。

茶业

清末民国初，浙江茶叶内销占重要地位，民国时期的前30年里，浙江茶叶在销美受挫后，转向销俄，在销俄被日本夺去后，又转向非洲。浙江茶叶在国外始终没有稳固的市场。

民国元年，杭州候潮门外嘉惠桥起至南星桥、利珍桥之间，规定为茶叶营业地区。开设茶行有庄源润、裕隆、乾(全)泰昌、源记、隆兴记、公顺、保泰等7家。候潮路茶行鼎盛时期，每年经营的茶叶达20万担，营业额约500多万元。 二年，杭州南星桥裕隆、全泰昌、庄源润、公顺、保泰等5家茶行，组成秀春堂茶业公会。8月，浙江展览会上，江山毛济美的绿茶、余杭赵思植的红茶等8项获二等奖，瑞安林文泽的凤山茶、奉化宋伟甫的长湾茶等18项获三等奖。

民国3月，杭州茶商阮裕隆等组织制茶研究所，改良制茶，采用机器。

6月6日至10月10日，杭州举行西湖博览会。会上，全省参展茶叶中杭州茂记的龙井茶获得特别奖，杭州方正大的黄山毛峰、临安张寿福的天目东坑旗枪茶等7项获优等奖，杭州吴恒有的狮峰春前茶、杭州大成茶庄的龙井虎咀茶等14项获一等奖，另有余杭怡和茶庄的极品乌龙茶等10项获二等奖。

早在鸦片战争前，浙江茶叶初级市场已有一定发展。清代民国时期，官府对茶叶市场管理的重点日益由边销、内销市场转移到外销市场。这是中国茶叶市场发展史上的重大突变。晚清民国时期杭州茶号林立，他们不仅经销杭州的西湖狮峰龙井茶叶，也兼营各省红绿名茶，与茶叶有关的浙江省土产，如杭白菊、西湖藕粉、玫瑰也是经营范围。杭州茶庄中的老字号还很多，如杭州清河坊的翁隆盛茶庄、杭州羊坝头大街的方正大茶叶庄、杭州清河坊大马路的大成龙井茶庄等。鸦片战争后，外销勃兴，浙江茶产业随之兴盛，广泛分布于产区的茶叶初级市场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浙西遂安县“西北产茶，岁百余万斤。佳者包以锡罐，外加木箱，专售洋人，谓之箱茶。同治年间(1862—1874年)，皖茶价昂，至邑贩茶者以百计”。湖州府各县“山中产茶处甚多，特长兴最著名耳”，所产茶主要运至“山货行发售”。菱湖所产茶成为商贩争购对象，他们于“立夏前后竞贩新茶转鬻，捆用布缚，故叙售论缚不论斤，每缚约二百两，比户购买藏贮，以备一岁之需”，交易颇有特色。杭州府既是茶产区，又是各地茶叶重要中转站，茶叶交易发达。各县所产“龙井茶最著名，西湖各山出茶也不少，外县亦多产茶，东西天目茶种尤美，亦土产之一大宗”。浙江三大茶埠宁波、杭州、温州，以宁波最为古老。作为茶叶中级周转市场的浙江茶埠，受到上海茶埠的深刻影响，基本上从属于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出口茶埠之列。

自鸦片战争后的半个世纪，是浙江近代茶叶贸易最兴盛的时期，茶叶出口高速增长，由于货源充足，茶类丰富，品种优良，水陆运输便利，尤其是辛亥革命后沪杭铁路的通车，杭州成为浙皖闽赣四省的集散地，全国各地的茶商都汇聚杭州，所以浙江获益匪浅，在杭州、温州乃至淳安遂昌等地，随着茶叶消费的增长，都开设茶行和茶号。

抗战爆发后，浙江茶叶深受其害，由于东北市场停滞，内销不畅。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海运中断，出口贸易全部停顿，浙江茶叶产销进入黑暗期。抗战胜利后，虽一度好转，但为时甚短，民国36年，杭州茶叶滞销，有店主迫于压力而跳楼。

酿酒业

民国年间，黄酒的主要产区在浙江，产量104．86万石，占全国总产量的36．68％。其次是江苏、湖南、广东等地。在1937年以前，为了发展国货，促进实业的发展，先后举办了大约250余次的国货展览会，其中全国性的有四次，即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1915年的全国国货展览，1928年工商部举办的国货展览会和1929年西湖博览会。在这期间国民政府也组织参加了1915年在美国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浙江得到45枚奖牌，占总数的20．5％，位居排行榜亚军。江苏、浙江和广东获得的奖牌数占总数的63％，可见东南沿海地区仍然延续了清代名酒中心的地位。“浙以产酒甲全国”，“除昌化一县外，其余七十四县，无不出产”。其中尤以绍兴地区所产最为出名，这是得鉴湖天赋水质的帮助，而又以“青田湖为最优美，故各处酿户，都来装运水，用以酿酒”，“绍兴”后来便成为中国黄酒的代名词。民国初期，绍兴全县大小酒户共有1 800余家，年产10 800余缸，价值4 000余万，为我国黄酒最为集中之地。1915年，绍兴酒参加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云集信记”酒坊的绍兴酒获得金奖。1929年在杭州举办“西湖博览会”上，绍兴“沈永和墨记”酿坊的“善酿酒”荣获金奖。1936年在浙赣特产展览会上绍兴酒又获金奖。

民国，据《民国杭州市新志稿》记载，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市区有酿造业26家，有职工435人。 杭州酒行、酒栈从事批发，酒店零沽。

古典金融业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将其改为中国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民国三年（1914年），中国银行即在绍兴设立分号（支行），是为绍兴首家国家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发行兑换券（钞票），代理国库，经营同业存放业务。之后银行业在绍兴逐渐兴起，民国期间先后出现14家银行，其中在绍兴设立分支机构的国家银行4家、地方银行3家、商业银行7家。同时，清同治3年以来，国外多家银行已在浙江宁波的洋行设立办事处。

 最早的是成立于1907年5月的浙江兴业银行。1915年在杭州创办的浙江地方实业银行，1923年改组为浙江地方银行，属省立银行性质，兰溪、海门、绍兴、温州、吴兴、宁波等地均有分行。有国家银行性质的是1913年9月开办的中国银行杭州分行。1915年3月，交通银行也在杭州设立分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都有钱币发行权。中国银行在浙江各地设立分行：1914年永嘉、绍兴、鄞县、嘉兴、吴兴、兰溪，1915年海门，1916年余姚，1922年衢县、沈家门，1923年金华、建德，1924年桐庐。浙江省市上流通的货币，几乎全为中国银行发行的货币。同时中国银行杭州分行还代理国库业务，浙省库款为中国银行独家控制。此外，中国银行杭州分行还支持与扶助民族工商事业，直接对工商业放款。此外，浙江实业银行和浙江兴业银行也发行钞票。商办银行的增加是银行业发展的明显标志。这一时期浙江商办银行有了较快发展。银行业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浙江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钱庄业到20年代末，全省钱庄家数最多时曾达到889家。随着工业、商业的发展，市场需要大量的资金流通周转。钱庄业以对资金的收存放贷和代办外埠汇划为主要业务，根据各行业的经营特点和不同季节性的市场需要，灵活调剂资金的余缺，平衡市场经济的周转；同时钱庄对近代工业放款，或直接投资设厂。到1920年前，杭城大小钱庄已发展到40多家。到1932年已达65家，其中大同行钱庄有之泰、介康、安孚、同泰昌记、泰生源记、益源、惟康、仓源等17家，小同行钱庄有顺昌、诚昌、源昌、瑞和、瑞康、慎康、义源、衡九、震和等23家，兑换庄有同盛、恒大昌、恒裕、衍元等25家。温州在1891年底，已有春生、裕通等3家钱庄，到1920年左右发展到20余家。宁波钱庄业实力雄厚，在上海、江浙一带钱庄业中，宁波帮的势力举足轻重。镇海方氏家族开设了廷康钱庄、承裕钱庄。宁波江厦街的第三段是钱行街，开的全是钱庄，全市几十家钱庄全部集中在这短短的一条街上，而且都是规模最大、最成熟的大同行钱庄。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逐步影响到中国，浙江的钱庄业也受到打击而大量关闭。同时，钱庄业也逐渐被新式银行业代替。据实业部1933年调查统计，浙省有典当行319家，数量之多在全国也属罕见。典当行主要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北部杭嘉湖地区和东部的宁绍地区，浙西南内陆地区分布较少，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新式金融业逐渐取得主导地位，更由于经济萧条，浙江的典当业也呈衰落之势。

航运造船业

从1912年始，浙江民族资本外海和内河航运业进入发展壮大时期。据粗略统计，新建的规模较大的轮船航运公司就有26家。1914年，虞洽卿集资20万元在家乡——宁波镇海县龙山乡(今属慈溪)创办三北轮埠公司，并耗资200万元，筑起一条1公里长的海塘，建立码头，同时造了一条4公里长的小铁路通龙山，建设一座小型火电站，并架设至镇海的通讯线路。但不久因泥土淤积，轮埠码头报废。公司迁至上海，在宁波、镇海、舟山设立分公司。三北轮埠公司最初以“慈北”、“镇北”、“姚北”3艘小轮行驶宁波、镇海、余姚航线。1926年买进了“宁兴”轮，才参加沪甬航线。三北公司1918年只有20万元资金，其后增资至100万元，盘进了英商鸿安轮船公司，开辟了南北洋航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交通受阻，运费猛涨。虞洽卿变卖了上海升顺里等房产，再为三北公司添资百万，续购江轮五六艘，发展沿海及长江上游航线。这时的三北公司已不仅是浙东南一隅的小轮船公司，而一跃成为全国性大航运企业了。1922年，朱葆三联合定海商人许廷佐集资32万元创办舟山轮船公司，公司虽设上海，但主要经营海门至上海航线，使海门的轮船海运业跃上了一个新台阶。1922年，温州商人吴荣华创办了温州第一家外海轮船公司——胜利汽船局，开辟温州至福州、汕头航线，营业兴旺。1927年，温州大航海商王荟芝出资11万元创办华盛汽船局，开辟温州至南北洋及长江各口长途航线，成为温州最大的轮船企业。这一时期，浙江内河航运业的发展更为迅速，特别是经济发达的杭嘉湖地区，内河轮运企业的诞生如雨后春笋。据浙江省政府公报记载，杭嘉湖地区1914—1927年期间已领取部照开业的轮运企业达95家。1915年，王清记商号改称王清记轮船局，有轮船4艘，20年代又添置多艘，开辟杭州至苏州，盐官至硖石，长安至崇德及乌镇等航线。1919年，刘合记商号主刘颜与长兴商会会长钟学书、富商刘万青等合资在湖州开办长杭轮船公司，聘何焕章为经理，开辟湖州至杭州夜航轮船，客货兼营。以后又把航线延长至长兴泗安，并开辟杭州至苏州航线。钱江内河航运企业主要有钱江商轮公司、振兴轮船公司、杭诸汽船公司、钱浦商轮公司。1912年，俞炜接办钱江公司后，船队迅速扩充，至20年代初，除在杭州设总公司外，又在富阳、桐庐、兰溪、严州、临浦等处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公司规模大增。交通运输业是经济的动脉，它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浙省整个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浙江的航运业在30年代也有了较大发展。外海轮船航运业中轮船吨位等级有了明显提高，1000吨级以上、3000吨级以下的轮船由1911年的3艘到1935年增至9艘，500吨级以下的小轮船由1911年的7艘到1935年增至78艘，增长了10倍多。外海轮船业的中心在宁波、海门、温州等地，基本上形成了中国民族轮船占优势地位的航运格局。杭嘉湖地区的内河航运竞争激烈，到1932年共有小轮企业43家，拥有汽船86只，计988．13吨，航线遍及各主要内河，并延至上海、苏州等地。内河航运企业多为民营，但规模最大的还是1930年浙江省建设厅承租的招商局内河轮船公司(承租后改名为浙江省内河轮船营业处)。该公司由政府经营。30年代初浙江境内开始有了航空运输。1933年10月，由中美合资的中国航空公司经营的上海一(宁波)一温州一福州一厦门一汕头一广州航线正式开航，在浙江境内起降于温州江心屿水上机场。

盐业

民国时期的浙江制盐业还相当发达。沿海一带，北起海盐，南至平阳，盐场罗列，产量非常大。所产之盐，基本上都是海盐，只有少数地方（如诸暨齐村一带）出产零星的井盐。民国早期有大小盐场28处；到1947年抗战胜利后，留存下来，进行统一管理的就有11处。当时，浙江盐场的制盐方式有两种，即：刮泥淋滷法和推灰取滷法，与我们今天完全一样。

 民国初期的盐政改革，是在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复杂的多重特征的历史事件。改革一方面使帝国主义列强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盐政；另一方面又打击了封建垄断盐商势力。丁恩改革中国盐政的主观动机是为债权国自身利益，但是改革封建垄断的专商制度、腐败的行政管理方式与繁琐杂乱的税法，代之以较先进的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式，在客观上适应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成为中国盐务近代化的开端。

造纸印刷业

民国时期，绍兴县所产鹿鸣纸，按产地分，有东山纸（旧称会稽纸）和西山纸（旧称山阴纸）两种。东山纸产地遍于旧会稽县境南部山区，西山纸产于山阴县西南部山区。

造纸成为龙游县内规模最大的手工业；而常山造纸以生产花笺纸、南屏纸为主。

民国十三年（1924年），浙江省第一家机械造纸厂——武林纸厂在杭州竣工投产。

在民国十八年举办的西湖博览会上，杭州多种纸品获奖。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大明振记纸厂创设，始产蜡纸原纸。二十八年，大明印刷拖蜡部开始生产蜡纸。三十七年，西山瓷器厂造纸部开始手抄低档白报纸和包装纸。

民国时期，浙江制纸工业产地，一向以严州、衢州、金华三地为主。

抗日战争时期，浙江、信大、浙东、集成、大东书局印刷厂及《浙江日报》、《正报》印刷厂相继迁来丽水地区，一度促进印刷业发展。

浙江最早的造纸厂是1906年庞元济、庞元浩兄弟在湖州创办的青城造纸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强无暇东顾，机制纸张进口数量剧减，国内造纸业新厂增设，有仿制外国纸板厂创设，浙江武林、禾丰就在其中。1929年，禾丰厂改名民丰造纸股份有限公司；1931年，武林厂改名华丰造纸股份有限公司。民丰、华丰造纸厂后发展成迄今浙省最有名的造纸厂。初期经营黄纸板，由于该品种本轻利重，再加上产品运输时所占吨位较高，舶来品利润不大，所以纸板市场一直看好，以后两厂又日渐扩大纸板品种。1936年民丰造纸厂试制成功了生产工艺复杂的卷烟盘纸，在市场上取代了外国进口货，并获得了国民政府实业部的专利。浙江的手工造纸业是一大传统产业，自从东北沦陷后，纸的销路也日渐萎缩，造纸槽户损失惨重。据浙江省经济调查所调查，30年代初全省造纸亏耗的县有萧山、永嘉、奉化、遂昌、昌化等。其中以萧山为最重，计亏约10万元，平均每槽户年亏200元。

金属冶铸业

民国十六年，五金行业共有238家，其中五金店32家，铁器店63家，铜锡器店82家，白铁器店47家，度量衡店14家。

民国十八年（1929年）诸暨经营矿山开采业有19人；其中铅矿商3人，锰矿商4人，砩石矿商12人。

民国二年（1913年），嵊县开采砩石，矿石主销日本。

民国四年（1915年），锌矿之大者，为诸暨县高坞坑（今萃溪乡），矿石成分，锌占35%~55%，为“人和公司”开采，锌矿石百余吨，由上海输往日本。

民国十二年，丽水县在滴水岩建立普生冶铁厂。二十七年丽水县在张村街、下林、高坑一带兴办萤石开采场。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民国二十五至二十八年，浙江省每年出口砩石500吨，其中诸暨约占1/5。 

浙省的五金机械厂最早出现于1900年，主要是修理机器。辛亥革命后，随着民族工业的逐步发展和浙江工业学校的创立，开始出现机器制造。1914--1926年内新建的五金机械厂虽然有许多仍以修理机器、制造零件为主，但已有不少厂从修理转向制造，生产提花机、织布机、织绸机、轧棉花机、碾米机、锯板机以及柴油引擎等，并且规模越来越大。1914年创办的杭州武林铁工厂，最初资本仅2万元，主要修理机器，制造机器零件。1916年规模逐渐扩充。1917年经过努力，自己仿造提花机成功，各绸厂争先购买，颇获余利。1920年资本增至10万元。以后该厂发展成为制造提花机、柴油机、织绸机的专业工厂，成为浙省最早也是规模最大的机器制造工厂。1925年，李毓蒙在温州集资创办的毓蒙铁工厂，先后制造出动力机、锯板机、弹花机、碾米机、砻谷机、打面机等产品，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宁波泰康、全通机器厂也制造柴油引擎、碾米机等。一些老五金铁工厂在这一时期也得到发展，如1900年创建的宁波顺记机器厂，规模扩大，先后添置16尺、12尺、6尺、4尺车床，自制8马力柴油机等，能接受沿海和内河轮船及和丰纱厂的机器修理业务。由于浙省丝织、棉织工业发展迅速，因此浙江的五金机械业主要以生产丝织、棉织业机械及零件为主，随着丝织、棉织工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它们的衰落而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