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桑以养蚕，养蚕以抽丝，织丝以成绸，剪绸以制衣。“云想衣裳花想容”，绫罗绸缎一直是中华民族沿用的高贵衣料。而且，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那条著名的古代通道——“丝绸之路”，也是以丝绸来冠名的。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气候适宜，土壤肥沃，向来是蚕桑丝绸的主产区之一。
在中国漫长的农业社会中，蚕桑一直是浙江杭嘉湖平原农民重要的生产内容和生活来源，丝绸业一直是浙江手工业和商业的传统特色和经济支柱。浙江北部地区的桑蚕丝绸业，在东晋以后开始崭露头角，到唐代已经成为全国重要产区，至两宋时期开始成为全国生产中心。由于湖桑培育嫁接技术的成熟、养蚕技术的完善，蚕茧和丝绸的品质大幅提高，花色品种明显增加，产品风格有很大创新，湖州、秀州而外，越州的越绫、越罗、茜绯花纱、轻容纱，杭州的白边绫、三法暗花纱、茸纱，婺州的暗花罗、含春罗，东阳的花罗等，都是闻名天下的精品。元代以农桑为本，浙江蚕丝产区仍在发展，如进一步改良桑树、选水煮茧、革新丝织印染工艺等，同时在艺术风格上既继承江南传统，又融入蒙古族人的情趣。至元二十九年（1292），马可·波罗游至长兴后在《游记》里记载“当地居民温文尔雅，衣绫罗绸缎，恃工商为活”，反映了当时丝绸之乡的生活情景。明清两代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丝绸生产的商品性比重越来越大。浙江得天时地利之便，海外贸易、技术进步都得到较大发展，生产出一些优秀品种，如杭州的杭罗、杭纺、花线春，湖州的湖绉，代表了当时中国丝织的新水平。在浙江，除了杭州、湖州这样的“丝绸之府”以外，一大批丝绸市镇也迅速兴起，一时有“无丝不成镇”的说法。丝业市镇以南浔、乌镇、青镇、菱湖为代表。这些市镇在新丝上市时会出现“列肆喧阗，衢路拥塞，”乡农卖丝争赴市，一日贸易权万金”的盛况。绸业市镇则以濮院、双林、王江泾为代表。濮院以濮绸闻名，明万历年间工艺更精，至清初已号称“日出万绸”，客商来自全国，以京帮商人最多。双林自明隆庆、万历以来，“机杼之家相沿比业，巧变百出”，所织绫罗、花纱、斗绸、绉纱都为精品。王江泾从明万历至清乾隆时，“民多织缯为业，日出千匹，衣被数州郡”。可以说由宋元至明清，浙江一直保持着全国桑蚕丝绸业中心的地位。湖桑、湖丝、湖绉，杭罗、杭纺、杭缎，濮绸这些“甲天下”的名品，是当时中国丝绸文化的代表，也是浙江在那个时期对中国丝绸文化的杰出贡献！
浙江地区的丝绸绵纺业历史悠久。新石器时代，如今绍兴一带的先民便已利用葛、麻等野生植物进行织布。4700多年前，今天的杭州先民已开始植桑养蚕缫丝织布。湖州先民用麻木做成衣服，用蚕丝编织丝带。夏朝时，已能做出比较高档的丝织品“贝锦”来作为贡品了。商周时期的越人（今绍兴一带）已开始用葛布和苎麻进行商品交易。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越国的布产量大，质量高，影响深远，故被称为“越布”。除了自己使用外，还进行商品交换。越国桑蚕业的发展和兴盛，与春秋后期越王勾践所采取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政策是分不开的。越王鼓励植桑养蚕，从而使越布产量大增，纺织业十分发达。
秦汉以后，杭州与湖州一带已普遍使用丝织品。
六朝时期的浙江丝绸业虽属起步阶段，但已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提出：“农桑衣食，农之本业”。东吴政府甚至规定“在养蚕缫丝时暂免他役”。
三国以后，绍兴成为著名的商业城市，是绢等商品的交易中心。孙吴政权鼓励吴地植桑养蚕缫丝，发展经济。浙江地区的丝织品不仅遍布全国，还出口国外，享誉世界。据日本史料记载，三世纪时，杭州等地去日本的织工和裁缝很多，被称为“吴织”，他们在日本聚集的地方称“吴原”，向日本输出的丝织品称“吴服”。
魏晋时期，杭州等地已培育出“良种桑苗”；温州一带有一年产茧八次的“八辈之蚕”；吴兴郡（今湖州）因盛产吴绫、白练（绢）、绿绢、绮等丝织品，成了全国重要的丝绸中心，产品远销国外。南北朝时，杭州的优良桑种已供应东北。南朝，杭州生产供书画用的“缣帛”。魏晋南北朝期间，葛布与麻布是江南百姓的主要衣饰原料，南朝的《全梁书•谢越布启》一书中，对越布有评价：“比绢方俏，既轻具丽，珍迈龙水，纱越岛夷”。
隋时，永嘉、新安、遂安等地“一年蚕四、五熟”；越州耀广绫“绫纹突出，时有光彩”。
隋及唐初，丝织业的中心是黄河流域，但从唐代中期以后，丝织业出现了向长江流域转移的趋向。得益于北方先进的养蚕和丝绸技术的传入与交流，越州（今绍兴市）丝织业发展最快，成为江南的丝织中心，丝绸贡品日益增加。吴越王钱镠大量向宋庭朝贡丝绸，也促进了江南丝织业的发展。
湖州在唐代已经成为全国著名的丝绸中心，除部分用于自给和作为朝廷贡品外，很大程度上被作为商品进行贸易。湖丝织品中丝、绵、绢、纱等为上品。
唐代至吴越国时期，越州一带植桑养蚕的传统依然十分兴盛，产品出口海外。其丝织品“薄如蝉翼，飘似云雾”，如宝花罗、白编绫、花纱、吴绢等。吴越国设“沿海博易务”，与高丽、日本等国进行贸易。湖州丝织品远销波斯、天竺等国。浙江的“丝绸之府”地位初具雏形。
北宋时，浙江地区丝物贡品占全国三分之一以上，锦占三分之二。浙江丝织品还外销印度、日本等50多个国家，远近闻名的湖州丝、安吉丝成为丝织业的上等好丝。官府在杭州设织务，湖州设织绫务。宋代越罗为全国丝织品中的名品。《宋书》有“朱伯年有时出山阴，为妻买彩缯三五尺”的记录。
南宋时，浙江丝绸业更加兴盛发达。官营丝织业发展迅速，织物品种有绫、绢、纱、锦、罗等，产品销于国内外。杭州有“丝绸之府”的美称，湖州独创“缬红”。
宋代浙江丝绸国内贸易主要以铺户贸易形式出现，另一种形式是转输贩运贸易。
元代积极发展海外贸易，运往日本的品种有“金阑、金纱、唐绫、毛毡”等，与东南亚乃至阿拉伯各国也有丝绸贸易。
明朝，虽已盛行棉纺织布，但浙江的纺织行业还是以丝织业为主。农民从自缫生丝、自织绸绢的家庭手工业生产形式，转向生丝出售，出现手工缫丝业。
江南地区历来是全国丝织业的主要产区，苏州、杭州、南京为明清江南“三织造”所在地。嘉兴、湖州和杭州三府则是当时全国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不仅丝织产量高，花色品种丰富，而且在丝织生产工具和织造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
丝织仍旧分为官营与私营两种。
明朝的丝绸贸易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外地客商到以丝织业为主的小城镇里去采购丝或丝织品，一般都不直接与蚕农或织户做交易，而是通过中间商，即牙行来完成贸易。牙行是由当地商人开设的经商机构，他们是当时杭嘉湖一带小城镇中沟通买卖双方的主要商业渠道，在蚕丝和丝织品的贸易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明朝中叶开始，杭州、湖州、绍兴等地的生丝和丝绸、缎、绢等丝织品，还通过走私商人输出海外、远销到日本、暹罗（泰国）、吕宋（菲律宾）等国。
清朝，浙江丝绸棉纺业随着国内国际贸易量的增加，出现了一批名牌产品，注重牌子的机户“年年利市三倍赢”。这些产品为近现代浙江丝绸在全国的优势地位奠定了基础。
康熙年间，浙江杭嘉湖地区生产与贸易一片兴旺，以丝绸为产业的工商业城镇日益繁荣。杭嘉湖地区的菱湖、濮院、南浔、双林等都有较大规模的丝绸销售市场。在苏州、盛泽等丝绸市场中，浙江的丝绸产品以湖丝的生产量和交易量为最大，国内许多地区织造业均购买湖丝为原料。
乾隆年间，杭嘉湖甬的织机数量都达到数千张以上。
道光年间，拥有五六百张织机的大型工场相继出现，嘉兴濮院镇丝市日出万绸，杭州城东一带形成丝绸市场，宝善桥仓河下船埠头装载丝绸的船只昼夜不息。
晚清的蚕丝主产区湖州，由于外销的兴旺催生了一个近代史上著名的浙江丝商群体，所谓“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坐拥千万资产。
清末，对土丝进行改良加工的“辑里丝”应运而生，零星的机器缫丝厂也开始出现。通久源轧花厂、通益公纱厂、通惠公纱厂被合称为浙江“三通”，是浙江最早的近现代工业。
1897年，杭州知府林启首办"蚕学馆"，在苏堤两岸栽桑30余亩，添置仪器设备，这是我国第一所蚕丝学校。
随着上海口岸的通航，毗邻的杭嘉湖区蚕丝得地利之便，生产和出口两旺，拉动了浙江其他地区蚕丝业的复兴。
清朝时，官营织造废除了明代的匠籍制度，其中杭州制造局是清代江南三大织造之一，生产规模最大。
在对外贸易方面，明朝厉行海禁，康熙时期重新开禁，但乾隆时期又加强了对外贸易的限制，以广州为主实行一口通商。浙江的湖丝与丝织品通过广州口岸向欧洲等西方国家大量出口。在国外市场上，浙江的丝绸很畅销，尤其是湖丝，占据了其中的大半。
然而，到了清后期，由于西方机器缫丝业的发展迅速，蚕丝的品质越来越高，加上日本蚕丝业的兴起，中国的丝绸业，主要是浙江的丝绸业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杭州官营织造跟之黯然谢幕。
清朝棉织业杭州地区以海宁、仁和最为发达；钱塘、余杭、新城次之。其他以平湖、海盐、石门、嘉善等县较为发达。
进入民国，封建织造衙门被撤消，浙江民营丝绸、纺织工业迅速发展，生产工艺有较大提高，以杭州为例，1926年，全市有近百家丝织厂，织机上万台，年产各色绸缎150万匹，手拉提花机和电力织机的使用，将先进的丝织机械设备推上主导地位，不过，此时，传统的绸庄和机坊仍然保持着一定的活力。
此时的浙省丝织业有三个特点：第一是规模大，设备新，杭州有四大丝织厂，即纬成、振新、天章、虎林；宁波有四大绸厂，即华红、华泰、经大、涌昌。第二是大绸庄自建工厂，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第三是出现丝织工艺品厂。
浙江的棉纺织业发展较快，1918年纺锤总数居全国第三位，集中于杭嘉甬温四地，并带动新兴的针织业迅速发展。
到了抗战时期，浙江大部沦陷，以致百业凋敝，丝绸棉纺业无一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