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金融业 金融即货币资金的融通。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作为促进商品交易的媒介,货币被世界各地的人们不约而同地发明,并得以广泛地应用,作为调剂货币资金供需的金融业,也随之而在经济发达的地区率先形成,并逐渐发展成为现代经济的重要命脉。浙江是文明开化较早的地区,商品经济历来发达,因而浙江的金融业也顺应市场的需要而很早就得以产生、并得到相当的发展。 作为金融的初始形式,“短期质押贷款”在历史上产生得较早,并在现实中较为普遍。短期抵押贷款的经营机构,南齐时即已出现,最早称为“质库”,又名“长生库”,明朝后称为“典当行”(俗称“当铺”)。 隋前 · 隋 春秋时期,越国的金融已有了一定的雏形,因在如今的绍兴、上虞、诸暨等地出现了货币,即贝币与刀币。而战国时期出现的借贷契约,则又充分说明了当时商业中金融业的形成与发展。 杭州典当,初名质库,又名长生库,最早出现于南齐寺院。越中的寺庙,多经营质库,初以布施济贫为宗旨,进而演变成为一种营利手段,使豪门巨富的窑藏资金,获得营利途径。 宋元 在中国古代,长期存在多元化货币制和多种货币混合流通状况,这些货币出自不同的公私机构。 南宋建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当时市场流通的货币种类繁多,官府发行的有关子、会子。 杭州城内出现很多“金银盐钞引交易铺”,用制钱买卖金银和各种钞引,有质库数十家。元隆庆二年,杭州设“钞关”(“浙海钞关”)。 明州(今宁波)的典当业也已经设立。绍兴典当质押,已见诸陆游《剑南诗稿》中。 南宋亡后,交易铺消失,但是民间买卖钞贯仍然存在。 北宋在明州(今宁波)出现了柜坊、质库、邸店。在邸店可以存款、洽谈业务。后又出现金银铺。 至元及明初,政府专行纸钞,民间仍用银锭和铜钱,货币市场上银、钱、钞三品并行。专营货币的金融组织,时称“钱店”,与世界上最早发行的纸币“交子”同时诞生于宋代。 明朝 明朝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宁波钱庄业开始兴起。 同时期,随着绍兴城乡手工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兴隆,绍兴老酒、茶叶、丝绸、锡箔、腐乳等加工产品大量行销国内及日本、东南亚市场,商品流通日趋繁荣。与此相适应的是,以兑换银钱为业的钱摊、钱肆在境内大量出现,继兑换银、钱之后,以借贷资金为主要业务的钱庄业逐渐兴起。钱市行业开始从“银钱贵贱”(即兑换比价),向“赊贷子息多寡”(即存放利率)和不同地区间的汇划业务发展。 明末,杭州作为省会形成钱庄业,还出现了银号、票号、官银号、官钱局等专为当地官府服务的金融机构。 清朝 明末清初,杭州作为省会形成钱庄业,还出现银号、票号、官银号、官钱局等专为当地官府服务的金融机构。清代杭州典当业雄厚,为最显赫的三大行业之一。 清顺治、康熙、乾隆各朝,浙江钱铺发展很快。 清康熙六年,绍兴人在北京建立银号(南方称钱庄,北方称银号)会馆,名曰正乙祠,即为钱庄的行会组织之一。 乾隆年间,绍兴人赴上海开辟钱庄业获得成功。此后,绍兴人宁波人在杭州、上海、北京等地投资创办钱庄,成立行会组织,形成”绍兴帮”,或与宁波合称”宁绍商帮”,其经营模式辐射全国。宁波钱庄集中开设在本地江夏街一带,鼎盛时期达160多家。 道光十八年,杭州钱铺已开发钱票,收存豪商巨贾之银,此时的钱铺与现代银行大端已无相异,有存款、放款、汇兑和货币买卖等业务。绍兴已形成集兑换、放款、汇划于一体的钱庄行业,成为我国钱庄的发祥地之一。 鸦片战争后,浙江的钱庄资力雄厚,居“百业之首”,影响力远达京、津、沪、汉。当时杭州有划一的钱市。有的钱铺支持南北贸易,沟通款项汇划,并与官府往来,受托收解饷、税各款。 同治初,杭州受太平天国战争影响,钱庄一度停歇。两三年后,经济逐渐复苏,钱庄跟着迅速恢复。同治末年,杭州建立钱业会馆,形成钱业市场,出现大同行、小同行和现兑庄三类不同的钱庄。光绪十二年(1886年),仅山阴、会稽两县就有钱庄42家。光绪二十三年,宁波商人在上海设立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十年后,浙江省第一家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在杭州成立。 据清宣统二年(1910年)统计,杭州入会钱庄59家,未入会的现兑庄和兑换店百余家。浙江兴业银行、大清银行浙江分行、浙江省立银行在绍兴先后分设经理处。 另外,镇海的李也亭与人合伙,筹资创办慎余钱庄、崇余钱庄、立余钱庄。余姚徐乾麟于1922年与朱葆三等创办江南洋行,并任总经理。 清末,现代化银行业开始在杭州兴起。公库款改由银行代理,影响钱庄业务;上海发生的金融风潮波及杭州,杭州大同行、钱庄大批倒闭,剩下仅及半数。随着中国社会的门户开放,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金融专业机构——“银行”也渐次传入中国。中国的第一家本国资本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上海设立,它就是由浙江宁波商人创办的。1905年,清政府成立的”大清户部银行”,是中国最早的国家银行,最早的官办银行,1908年更名为大清银行。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浙江省第一家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在杭州成立,它是由当时修建沪杭铁路的浙江铁路公司附设铁路银行转制而来。江浙地区商业和钱庄的长期发展,积累起相当巨大的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它成为各家银行筹集资本的重要源泉。 民国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将其改为中国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民国三年(1914年),中国银行即在绍兴设立分号(支行),是为绍兴首家国家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发行兑换券(钞票),代理国库,经营同业存放业务。之后银行业在绍兴逐渐兴起,民国期间先后出现14家银行,其中在绍兴设立分支机构的国家银行4家、地方银行3家、商业银行7家。同时,清同治3年以来,国外多家银行已在浙江宁波的洋行设立办事处。 最早的是成立于1907年5月的浙江兴业银行。1915年在杭州创办的浙江地方实业银行,1923年改组为浙江地方银行,属省立银行性质,兰溪、海门、绍兴、温州、吴兴、宁波等地均有分行。有国家银行性质的是1913年9月开办的中国银行杭州分行。1915年3月,交通银行也在杭州设立分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都有钱币发行权。中国银行在浙江各地设立分行:1914年永嘉、绍兴、鄞县、嘉兴、吴兴、兰溪,1915年海门,1916年余姚,1922年衢县、沈家门,1923年金华、建德,1924年桐庐。浙江省市上流通的货币,几乎全为中国银行发行的货币。同时中国银行杭州分行还代理国库业务,浙省库款为中国银行独家控制。此外,中国银行杭州分行还支持与扶助民族工商事业,直接对工商业放款。此外,浙江实业银行和浙江兴业银行也发行钞票。商办银行的增加是银行业发展的明显标志。这一时期浙江商办银行有了较快发展。银行业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浙江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钱庄业到20年代末,全省钱庄家数最多时曾达到889家。随着工业、商业的发展,市场需要大量的资金流通周转。钱庄业以对资金的收存放贷和代办外埠汇划为主要业务,根据各行业的经营特点和不同季节性的市场需要,灵活调剂资金的余缺,平衡市场经济的周转;同时钱庄对近代工业放款,或直接投资设厂。到1920年前,杭城大小钱庄已发展到40多家。到1932年已达65家,其中大同行钱庄有之泰、介康、安孚、同泰昌记、泰生源记、益源、惟康、仓源等17家,小同行钱庄有顺昌、诚昌、源昌、瑞和、瑞康、慎康、义源、衡九、震和等23家,兑换庄有同盛、恒大昌、恒裕、衍元等25家。温州在1891年底,已有春生、裕通等3家钱庄,到1920年左右发展到20余家。宁波钱庄业实力雄厚,在上海、江浙一带钱庄业中,宁波帮的势力举足轻重。镇海方氏家族开设了廷康钱庄、承裕钱庄。宁波江厦街的第三段是钱行街,开的全是钱庄,全市几十家钱庄全部集中在这短短的一条街上,而且都是规模最大、最成熟的大同行钱庄。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逐步影响到中国,浙江的钱庄业也受到打击而大量关闭。同时,钱庄业也逐渐被新式银行业代替。据实业部1933年调查统计,浙省有典当行319家,数量之多在全国也属罕见。典当行主要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北部杭嘉湖地区和东部的宁绍地区,浙西南内陆地区分布较少,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新式金融业逐渐取得主导地位,更由于经济萧条,浙江的典当业也呈衰落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