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的制盐业，主要分布在钱塘江南岸的宁波与绍兴一带。

春秋时期，如今的翠屏山一带就分布着盐场。

汉时，全国设有盐官35处。浙江海宁的盐官是汉代重要的一处盐产地，汉代吴王刘濞就曾在此开山铸钱，煮海水为盐。

东汉末，会稽制盐业有较大发展。

唐玄宗开元以前，是食盐征税和专卖制度的建立时期，开元以后，是食盐专卖制度的日益完善时期。唐代朝廷在温州设黄岩监，对盐业进行垄断；先向民间低价收购，然后再高价出售。唐代大和年间，越州（今绍兴）的大和山是著名的盐场与贸易港口。乾元年间，永嘉的制盐业兴盛；当时宁波沿海一带也产盐。由于两浙东境全线濒海，隈奥曲折之处众多，故都可采盐。

两宋对盐业实行国有专营：一是“买扑”，类似“招标承包制”；一是“钞引”，类似“特许经营制”。因此“盐钞”成为“类货币”，出现了用以买卖的交易市场，类似后世的“期权”交易。北宋政和年间，象山开始产盐。

元朝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当时设两浙都转盐使司分司，屯驻庆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又在石堰场设置盐课司，驻流亭山。由于浙江沿海特殊的地理环境，海盐已成为当地最主要的商品。自元以后，盐业都由政府实行官营。

从明代封建政府对两浙盐业管理的发展变化来看, 其最终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攫取垄断利润。然而， 明代两浙盐业的生产， 对推动两浙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有一定积极作用。如水乡灶户脱离了盐业生产，专门从事柴荡、滩涂的开发, 使大片滩荡变成良田。徐光启曾说: “ 海上官民军灶， 垦田几二百万亩， 大半种棉， 当不止百万亩”。这些新开垦的滩荡， 主要种植棉花、豆等农作物， 这对推动沿海土地的开发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十分有利。 

明朝时，朝廷对食盐交易实行严格的控制。销售上，一方面通过对盐场与盐民（灶户）的控制，垄断食盐的资源；另一方面又推行“开中法”，规定商人们可以通过输送粮食和草料等军需品到北方边境，以换取相应的盐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取盐，销往相应的地区。

两浙盐场是当时中国的主要产盐区之一，浙江的许多官绅权贵利用各种手段控制盐引。商人们，尤其是徽商，通过行贿与官员相勾结，从而获取盐引，垄断食盐贸易，以此谋取高额利润。

明清两代浙江海盐属当地最主要产品。

清乾隆年间，两浙盐业已达到鼎盛期。盐场由顺治时的23处、雍正时的25处，增加到乾隆时的32处。钱塘江河口两岸的盐场，特别是南岸盐场和温、台、宁沿海盐场不断发展；其中，余姚盐场后来发展成为全省最大的盐场。 

太平天国时期（1851年—1864年），浙江沿海动乱不定，盐官逃跑，私盐充斥，盐商所持食盐引票失去统销保障，纷纷抛售，引票价值惨跌。张颂贤廉价购进杭州大盐商朱恒源的十万引票，又把朱恒源过户为张恒源，其他盐商有转让引票的，亦悉数收并，张家遂成为引商大户。

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军退出浙江，盐区重新设官统制，引票价格猛涨十倍，张家暴富。张颂贤后约诸盐商收余姚岱山盐民的私盐轻课减价，惠及盐民，加强缉查，断绝私盐来路，达到官商两利。

清末著名盐商鲍芗谷，拥有富阳4/5的引数，并与同籍宋家在江西玉山合伙开设“生”字盐栈、经销范围广及广信、广丰、贵溪、弋阳、铅山等县，又占有苏五属溧阳引数的一半，同时是余姚延长浙东引盐公廒的主要股东并任董事长。

民国时期的浙江制盐业还相当发达。沿海一带，北起海盐，南至平阳，盐场罗列，产量非常大。所产之盐，基本上都是海盐，只有少数地方（如诸暨齐村一带）出产零星的井盐。民国早期有大小盐场28处；到1947年抗战胜利后，留存下来，进行统一管理的就有11处。当时，浙江盐场的制盐方式有两种，即：刮泥淋滷法和推灰取滷法，与我们今天完全一样。

 民国初期的盐政改革，是在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复杂的多重特征的历史事件。改革一方面使帝国主义列强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盐政；另一方面又打击了封建垄断盐商势力。丁恩改革中国盐政的主观动机是为债权国自身利益，但是改革封建垄断的专商制度、腐败的行政管理方式与繁琐杂乱的税法，代之以较先进的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式，在客观上适应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成为中国盐务近代化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