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杭州、宁波一带的水运十分发达。七千年前的宁波先民，就已经“刳木为舟，剡木为揖”。而杭州的“杭”，在古代则是“船”的说法。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大禹东巡时“水行乘船，陆行乘车”，在到达今杭州时“舍杭登陆”，于是便有了“余杭”一说。四五千年前，在如今杭州的水田畈、老和山以及良渚一带，就已经有了原始的码头。

西周时，人们甚至可以从宁波古港乘船，一直到达当时的周天子都城——镐京（今西安一带）。

春秋战国时，越国的造船业兴盛。当时，有专管造船的官署，有专业造船的基地。据《越绝书•记地传》记载，越王勾践称越人“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勾践兴师伐吴，就有“戈船三百艘”，按船体大小，分大翼、中翼和小翼。

秦汉时期，会稽已成为全国五大海运商埠之一。 

隋朝，越州大量伐木制造船只，成为造船基地之一。隋炀帝时期，京杭大运河开通，沟通了南北经济，促进了以杭州为中心的浙江地区经济发展，同时也促进了钱塘江北岸杭嘉湖一带的经济发展。杭州作为运河的终点，加上钱塘江流域固有的水上优势，使得杭嘉湖地区以及钱塘江两岸的商业往来十分便利，杭州已成为江南地区人员与货物的集散中心。

隋朝开通的京杭大运河促进了南北地区的交流和发展，也促进了钱塘江北岸杭嘉湖一带的经济发展，杭州作为运河的终点，成为江南地区重要的人员和货物集散中心。到唐中期，杭州已发展成为“珍异所聚、商贾并辏”、“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鱼盐聚为市”这样一个大都市。

唐朝，明州（今宁波市）是对外出口的重要港口，以海上贸易著称，宁波人到日本经商也已很多，他们住在鸿胪馆里。嘉兴府与日本，高丽通商。越州（今绍兴市越城区）大量伐木制造船只，成为造船基地之一，具备制造跨海战船的能力。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越州总管曾督造”大偶艎舫”（即双体船）1100艘。

中唐以来，明州的造船业迅速崛起，当时的船场，已经能够制造25至50吨以下的海船，造船技术东传日本；且明州也已成为中日“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

吴越国时期，为发展海外贸易大力造船，与高丽、日本等国进行贸易。彼时，湖州所产丝织品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波斯、天竺等国。

五代时的温州，“航海收入，岁贡百万。”

1974年，在姚江出海口发现一条正准备出口朝鲜、日本的沉船，船上满载越窑青瓷等各种瓷器。

北宋时期的对外贸易港口，除了明州港外，又新增了杭州港。北宋政府在两港设立市舶司，明州港与杭州港的对外贸易走在全国的前列。北宋的温州造船名列全国前茅，有诗赞美：“城脚千家具船楫”，“一片繁华水上又”。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后，复置造船监官于明州；民间造船业以制造海船和商船为主。

南宋期间，因东南诸府经济繁荣，临安、绍兴、明州府之间水陆交通繁忙，绍兴内河船只增多，船舶修造业进一步得到发展。

元代，庆元（即宁波）可根据海运及河运的不同特点，制造出不同功能的海船与河舟。并在温州设立市舶司，成为国际通商口岸。

明代，宁波是与日本贸易的唯一港口。

明洪武四年（1371年），为防止沿海居民出海与方国珍所部及倭寇沟通，实行海禁。

正德年间，私人海上贸易兴起；当时有军用造船业和民用造船业两块，宁波设有主要军用造船基地。 

至万历末年（1619年），倭寇平灭，海上交通逐渐恢复。

史料记载：因漕运需要，明政府曾下令温州与明州（今宁波）建造百余艘遮洋船。

清中、晚期，国内的不少民族资本家投身于航运业，他们在宁波与舟山两地同时建立起90多个渔业公所，促使大批的轮船与汽船企业崛起。 

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清政府宣布消除海禁，允许造船出海，然而40年的海禁阻遏了造船业的技术进步，浙江温州、台州、宁波造船航运业在与外国的远洋运输竞争中处于劣势。这种停滞不前的状况一直到洋务运动的兴起，引进西方技术才得以改进发展。

清时浙江不少民族资本家投身于航运业，像海门陶祝华，与他人在上海创办越东轮船公司，购置“永利”、“永宁”轮航行椒沪、椒甬线，椒江始有航运客轮。镇海戴嗣源创办的戴生昌内河官轮局，是最早的内河轮船公司，行驶苏州、杭州、上海、嘉兴、湖州各埠，以后扩充航路，轮船多至20艘。后又与人创设以修造小火轮为主要业务的上海荣昌机器厂。还有被称之为近代海产业先驱的鄞县张尊三，开办德新海产号。同时在上海开办元记字号。收购销售日本偏僻的北海道鱼翅，逐步成为海产业的巨头，并垄断北海道当地相关产业。另外，鄞县的张延钟于1899年与人在上海创设恒昌机器厂，修造内河小火轮。20世纪初获得迅速发展，闻名于上海制造业。1923年创设恒安轮船公司，经营航运业。

镇海李也亭为清朝末年航运业巨商，初拥有沙船十余艘，每艘值银数万两，经营业务主要在江浙沪和京津之间，一度垄断江浙沪的沙船业，是旧上海著名家族商业集团“小港李家”的创始人。他独资创设久大沙船号，不久后又斥资收购上海黄浦江码头一座，命名为久大码头。

清中、晚期及民国初期，宁波与舟山两地同时建立起90多个渔业公所，促使大批轮船与汽船企业崛起。

清代浙江造船及航运业总体不及明代，这与欧洲资本主义兴起和现代机动轮船的出现，以及清政府闭关自守政策有关。

从1912年始，浙江民族资本外海和内河航运业进入发展壮大时期。据粗略统计，新建的规模较大的轮船航运公司就有26家。1914年，虞洽卿集资20万元在家乡——宁波镇海县龙山乡(今属慈溪)创办三北轮埠公司，并耗资200万元，筑起一条1公里长的海塘，建立码头，同时造了一条4公里长的小铁路通龙山，建设一座小型火电站，并架设至镇海的通讯线路。但不久因泥土淤积，轮埠码头报废。公司迁至上海，在宁波、镇海、舟山设立分公司。三北轮埠公司最初以“慈北”、“镇北”、“姚北”3艘小轮行驶宁波、镇海、余姚航线。1926年买进了“宁兴”轮，才参加沪甬航线。三北公司1918年只有20万元资金，其后增资至100万元，盘进了英商鸿安轮船公司，开辟了南北洋航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交通受阻，运费猛涨。虞洽卿变卖了上海升顺里等房产，再为三北公司添资百万，续购江轮五六艘，发展沿海及长江上游航线。这时的三北公司已不仅是浙东南一隅的小轮船公司，而一跃成为全国性大航运企业了。1922年，朱葆三联合定海商人许廷佐集资32万元创办舟山轮船公司，公司虽设上海，但主要经营海门至上海航线，使海门的轮船海运业跃上了一个新台阶。1922年，温州商人吴荣华创办了温州第一家外海轮船公司——胜利汽船局，开辟温州至福州、汕头航线，营业兴旺。1927年，温州大航海商王荟芝出资11万元创办华盛汽船局，开辟温州至南北洋及长江各口长途航线，成为温州最大的轮船企业。这一时期，浙江内河航运业的发展更为迅速，特别是经济发达的杭嘉湖地区，内河轮运企业的诞生如雨后春笋。据浙江省政府公报记载，杭嘉湖地区1914—1927年期间已领取部照开业的轮运企业达95家。1915年，王清记商号改称王清记轮船局，有轮船4艘，20年代又添置多艘，开辟杭州至苏州，盐官至硖石，长安至崇德及乌镇等航线。1919年，刘合记商号主刘颜与长兴商会会长钟学书、富商刘万青等合资在湖州开办长杭轮船公司，聘何焕章为经理，开辟湖州至杭州夜航轮船，客货兼营。以后又把航线延长至长兴泗安，并开辟杭州至苏州航线。钱江内河航运企业主要有钱江商轮公司、振兴轮船公司、杭诸汽船公司、钱浦商轮公司。1912年，俞炜接办钱江公司后，船队迅速扩充，至20年代初，除在杭州设总公司外，又在富阳、桐庐、兰溪、严州、临浦等处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公司规模大增。交通运输业是经济的动脉，它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浙省整个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浙江的航运业在30年代也有了较大发展。外海轮船航运业中轮船吨位等级有了明显提高，1000吨级以上、3000吨级以下的轮船由1911年的3艘到1935年增至9艘，500吨级以下的小轮船由1911年的7艘到1935年增至78艘，增长了10倍多。外海轮船业的中心在宁波、海门、温州等地，基本上形成了中国民族轮船占优势地位的航运格局。杭嘉湖地区的内河航运竞争激烈，到1932年共有小轮企业43家，拥有汽船86只，计988．13吨，航线遍及各主要内河，并延至上海、苏州等地。内河航运企业多为民营，但规模最大的还是1930年浙江省建设厅承租的招商局内河轮船公司(承租后改名为浙江省内河轮船营业处)。该公司由政府经营。30年代初浙江境内开始有了航空运输。1933年10月，由中美合资的中国航空公司经营的上海一(宁波)一温州一福州一厦门一汕头一广州航线正式开航，在浙江境内起降于温州江心屿水上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