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茶事始于汉。这从1990年湖州一处东汉晚期砖室墓中出土的青瓷贮茶瓮中可以见证。又从西汉东方朔的《神异记》一书，所述及的丹丘子引余姚人虞洪至瀑布山采茗记载中也可以见证。

三国时的东吴地区，是茶叶传播和发展的主要区域。吴国君主孙皓在宴饮时对韦曜“密赐茶荈以代酒”。

自两晋起到南北朝，南方茶叶的生产、饮用和商贸均得到长足发展。南北朝时，有史料记载，“南朝宋，乌程温山，距县西北20里，出御荈”。

隋朝成书的《永嘉图经》云“永嘉县东三百里有白茶山”。

唐代“茶圣”陆羽为写《茶经》专门到湖州进行考察，《茶经•七之事》引《永嘉图经》云“永嘉县东三百里有白茶山”。湖州长兴顾渚山谷、吴兴温山等地均盛产茶叶。”《唐书•食货志》亦载“浙产茶10州，55县，有永嘉、安固、横阳、乐城四县名”。

浙江的茶事有以下记载见诸史料：

武德四年，“吴兴郡土贡：紫笋茶、金沙泉”。

天宝元年，睦州新定郡（今建德市）土贡细茶。

天宝中，鄱阳人吕潢因往来浙淮间贩茶而致富，跻于广陵大商贾之列。

上元元年，陆羽隐居余杭撰写《茶经》。

大历五年，唐代宗因顾渚（今长兴县水口乡）贡茶岁造数多,遂命宜兴与长兴均贡，分山析造。在长兴虎头岩后建贡茶院,是年起至贞元十六年(800年)，均在此造贡茶。每年急程递进，取清明到京。

贞元十七年，湖州刺史李词建吉祥寺为贡茶院,并引顾渚泉造茶。十九年,日僧最澄回国时,从天台山、四明山带去茶籽,种植于日本贺滋县。

唐永贞年间，越州平水茶种传至日本。

宝历前后，李肇撰《唐国史补》,在卷下“风俗贵茶”中,列当时15个产茶地之名品,其中有顾渚紫笋、婺州东白、睦州鸠坑。

吴越宝正三年，吴越王钱鏐派袁韬向后唐进贡茶2.7万斤。天福三年，钱元瓘向后晋进贡大茶脑源茶2.4万斤。开运三年，钱弘佐向后晋进贡脑源茶3.4万斤。

宋代三百年是浙江茶叶繁荣期，杭州香林、宝云、白云，绍兴日铸等40多种浙江名茶为贡品。有固定茶市。

北宋乾德二年，实行茶叶官专卖,初置6个榷货务。次年,在淮南建立13个山场。浙江等江南各路的产茶地区另有山场组织,这些山场只管向园户买茶,又叫“买茶场”,在向园户买了茶后,再运交海州。

嘉祐四年，下《通商茶法诏》,除福建腊茶依旧禁榷外,“余茶则肆行天下矣”，从此开始了持续半个世纪的茶叶通商，茶叶产销两旺。浙江茶肆、茶坊、茶楼、茶店遍布城市乡镇，有平水茶市、兰亭茶市等。

治平四年，欧阳修《归田录》记日铸茶:“草茶盛于两浙,两浙之品,日注(铸)为第一”。

崇宁二年，两浙茶叶恢复禁榷官买,于产地置场,禁止商人与茶园户主私自交易,由官批引(许可证)给商人,领茶赈卖。

南宋建炎三年，置行在都茶场出卖茶引。

乾道四年，日僧荣西回国时带去茶种。开庆元年，日僧南浦昭明回国时将径山寺点茶礼法及茶叶采制传入日本。

绍熙二年,荣西带回茶种、制茶和饮茶方法,并完成《吃茶养生记》一书。

淳祐元年，日本圣一国师归国,带去茶种和茶叶栽制技术。

明朝是浙江茶业继往开来的一个重要时期。

浙江人种茶的历史悠久，种茶、制茶是各地农家从事的主要农副业之一。这一时期的名茶新品不断涌现，浙江至少有19个县的名茶入贡，长兴罗岕与西湖龙井闻名全国。茶叶已逐渐成为海外贸易的主打产品。

据万历年间的《绍兴府志》记载，绍兴府产茶较多，明代中期以后，绍兴出产的茶叶大量销往北方，仅销往北京一地的绍兴茶，其销售额都较为惊人。京城的牙行老板们曾评估说：“越所贩茶，每岁盖三万金也”。

正德年间，日本人时至绍兴互市，换取茶等货物。

明末，舟山群岛的私人海上贸易，茶叶是最为大宗的一种。

清代，浙江茶业由兴盛走向衰落。清代浙江绿茶的加工基本沿袭明代，后出现外形圆润的珠茶和扁平光滑的龙井茶。珠茶的出现有人认为始于南宋，但缺乏足够的证据。龙井茶虽闻名于元明，但炒至扁形茶则迟至清代。

浙江茶叶的外贸出口在清初曾有过一个快速上升期，带动产量的增长，像平水珠茶、珍眉绿茶一度风靡美、英、法、俄及非洲许多国家，仅珠茶一类出口量达万吨。占全省茶叶出口量的半数。清康熙元年，平水珠茶被誉为“绿色珍珠”，以“贡熙”名运销国外。珍眉绿茶在19世纪后期以销美国为主，原销往英、法等国的珍眉绿茶也多数转销北非市场。温州的红茶则以销英、法为主。四十一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舟山岛上设立贸易站，开展茶叶贸易。但好景不长，出口量很快盘旋而下，日渐萧条。主要原因是出口贸易被国外所操纵，先是英国六次降低茶叶进口关税税率，同时竭力扶植印度等国家发展茶叶来对付中国，接着日本茶叶的竞争，浙江（包括全国）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一再遭受挫折，出口量锐减。浙江茶自那时起，以内销为主成了必然趋势。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浙江茶叶开始向陕西内地销售。

雍正七年，杭州已有专营茶叶的商号，海宁翁耀庭在杭州梅东高桥创设翁隆盛茶号，以经营西湖龙井而驰名。开设在龙井茶区的陈春茂茶号，还有后来的方福泰等，清时在杭州做茶叶生意百分之九十是徽商。徽商还在浙江各城市开设茶行、茶号。

咸丰九年，宁波港茶叶出口量为1000担。

清中后期，杭州、平水、遂淳、温州等茶叶产区出现一批专营茶叶收购和加工的茶栈、茶行。在城市出现批零兼营的茶号。宁波慈溪人贩茶去广州。绍兴人在王化开设瑞泰茶栈，收购日铸岭附近园毛茶，精制后售与上海外商洋行出口。平水镇人在当地创设茶厂。杭州敦义堂茶漆会馆成立，温州创办焙茶公司。温州和余杭办起新型制茶公司。双江溪有设利记，祥记茶栈。晚清海宁著名茶商朱葆元在上海自设震和茶栈，经营平水茶。

同治元年，会稽人董庆章与上海人吴南皋由英商怡和洋行出资8000两银子，在会稽县渔家渡村(今属上虞)合办久大茶栈，收购上等圆毛茶，精制后的成品珠茶，专供怡和洋行外销。竹溪人钱登选创设茶厂于平水镇，收嵊茶精制，舶销海外。末年，谷来人黄林源设利记、祥记茶栈于双江溪，收购北山、南山、长乐等地毛茶，精制后销欧美。五年，粤人携带茶师、器具到建邑(建德)改制红茶，外销洋庄。十一年浙江征收商品茶叶厘金，当年达781071两。十三年，杭州敦义堂茶漆会馆(杭州茶叶业同业公会前身)成立。

光绪元年，征收茶捐。温州开埠，出口茶叶300担。十二年，我国出口茶叶221.7万担，其中杭茶、绍茶占20%～25%。十九年，温州创办一家焙茶公司。

宣统二年，杭州茶行及各处水客组成茶业会馆，又称水客会馆。

清末民国初，浙江茶叶内销占重要地位，民国时期的前30年里，浙江茶叶在销美受挫后，转向销俄，在销俄被日本夺去后，又转向非洲。浙江茶叶在国外始终没有稳固的市场。

民国元年，杭州候潮门外嘉惠桥起至南星桥、利珍桥之间，规定为茶叶营业地区。开设茶行有庄源润、裕隆、乾(全)泰昌、源记、隆兴记、公顺、保泰等7家。候潮路茶行鼎盛时期，每年经营的茶叶达20万担，营业额约500多万元。 二年，杭州南星桥裕隆、全泰昌、庄源润、公顺、保泰等5家茶行，组成秀春堂茶业公会。8月，浙江展览会上，江山毛济美的绿茶、余杭赵思植的红茶等8项获二等奖，瑞安林文泽的凤山茶、奉化宋伟甫的长湾茶等18项获三等奖。

民国3月，杭州茶商阮裕隆等组织制茶研究所，改良制茶，采用机器。

6月6日至10月10日，杭州举行西湖博览会。会上，全省参展茶叶中杭州茂记的龙井茶获得特别奖，杭州方正大的黄山毛峰、临安张寿福的天目东坑旗枪茶等7项获优等奖，杭州吴恒有的狮峰春前茶、杭州大成茶庄的龙井虎咀茶等14项获一等奖，另有余杭怡和茶庄的极品乌龙茶等10项获二等奖。

早在鸦片战争前，浙江茶叶初级市场已有一定发展。清代民国时期，官府对茶叶市场管理的重点日益由边销、内销市场转移到外销市场。这是中国茶叶市场发展史上的重大突变。晚清民国时期杭州茶号林立，他们不仅经销杭州的西湖狮峰龙井茶叶，也兼营各省红绿名茶，与茶叶有关的浙江省土产，如杭白菊、西湖藕粉、玫瑰也是经营范围。杭州茶庄中的老字号还很多，如杭州清河坊的翁隆盛茶庄、杭州羊坝头大街的方正大茶叶庄、杭州清河坊大马路的大成龙井茶庄等。鸦片战争后，外销勃兴，浙江茶产业随之兴盛，广泛分布于产区的茶叶初级市场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浙西遂安县“西北产茶，岁百余万斤。佳者包以锡罐，外加木箱，专售洋人，谓之箱茶。同治年间(1862—1874年)，皖茶价昂，至邑贩茶者以百计”。湖州府各县“山中产茶处甚多，特长兴最著名耳”，所产茶主要运至“山货行发售”。菱湖所产茶成为商贩争购对象，他们于“立夏前后竞贩新茶转鬻，捆用布缚，故叙售论缚不论斤，每缚约二百两，比户购买藏贮，以备一岁之需”，交易颇有特色。杭州府既是茶产区，又是各地茶叶重要中转站，茶叶交易发达。各县所产“龙井茶最著名，西湖各山出茶也不少，外县亦多产茶，东西天目茶种尤美，亦土产之一大宗”。浙江三大茶埠宁波、杭州、温州，以宁波最为古老。作为茶叶中级周转市场的浙江茶埠，受到上海茶埠的深刻影响，基本上从属于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出口茶埠之列。

自鸦片战争后的半个世纪，是浙江近代茶叶贸易最兴盛的时期，茶叶出口高速增长，由于货源充足，茶类丰富，品种优良，水陆运输便利，尤其是辛亥革命后沪杭铁路的通车，杭州成为浙皖闽赣四省的集散地，全国各地的茶商都汇聚杭州，所以浙江获益匪浅，在杭州、温州乃至淳安遂昌等地，随着茶叶消费的增长，都开设茶行和茶号。

抗战爆发后，浙江茶叶深受其害，由于东北市场停滞，内销不畅。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海运中断，出口贸易全部停顿，浙江茶叶产销进入黑暗期。抗战胜利后，虽一度好转，但为时甚短，民国36年，杭州茶叶滞销，有店主迫于压力而跳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