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冶铸业在浙江具有悠久的历史。

永康的五金业可追溯到黄帝时代。黄帝在今永康城南的石城山上生活居住与炼丹，并铸就了黄帝鼎。冶铸在永康撒种发芽：春秋铸剑，汉造弩机铁刀，晋产铁剑，唐制铜铳，延续至今。

春秋战国时期，越国的开采、冶金之风兴起；铜锡开采，兵器铸造。杭州、宁波、绍兴等地都能冶铸青铜。龙泉产铜铁，且盛产宝剑，正所谓：“吴越之剑，迁乎其地弗能为良，地气使然”。

越王勾践曾设置工官，管理开采、冶炼。在锡山开采锡矿，在六山、姑中山和铜牛山等地开采铜矿。还利用在炭渎所烧制的木炭，在练塘建立了冶铜与冶锡的工场。据史料记载，绍兴地区的上灶、下灶、铸铺、剑翁岭等地，都是勾践铸剑的工场所在。除军事用途外，当时已经在使用“刀币”，即用金属铸成货币后流通；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铸造技术已十分先进，用途也十分广泛。

又据《越绝书》的记载，吴越之地铜锡矿藏丰富，冻炼业也较为发达，越国铜剑名闻天下。越王勾践的名剑纯钧与湛卢，至今仍是神兵利器的代名词。

汉代的吴王刘濞，曾在浙江盐官开山铸钱。此时的会稽，已是著名的制镜中心，即四大制铜中心之一。三国时期达到全盛。当时的铜镜主要有画像镜、车马镜和神兽镜。此时的铸镜工匠以山阴鲍氏、唐氏最为著名，鲍氏不仅在家乡，还远至湖北等地铸镜（湖北鄂城出土铜镜上铸有会稽鲍氏制作字样）。永康已有铁刀生产。

魏晋时期，会稽郡的铜镜已开始销往日本与朝鲜。会稽制作铜镜的工匠，也有去日本的。永康已有铁剑生产。

南朝齐代上虞人谢平，曾使用“灌钢法”制作宝剑。因锋利无比，被后人称为“中国绝手”。此时的采矿业和冶铁业等，已有相当数量的发展。特别是浙南的处州及温州等地，采铜、炼铁与开矿已十分普遍。当时的情形是：龙泉产铜；松阳产银、锡、铅；宣平产铁。

唐时，永康铜山、铜孔屏炼铜11万斤。在铜山、芦后设有冶炼场，至今尚有残留炉渣。方岩有人招募铁匠打制菜刀、剪刀和锄头，设铺出售。衢州在南山（湖南镇山前峦）开采银矿。

矿产资源勘探也始于唐代，会稽有锡矿，山阴有铁矿，诸暨有银矿。 

两宋时期，明州（今宁波）也是两浙地区主要的产铁中心之一。鄞县西南通远乡灌顶山产铁；通过贸易，福州、漳州、泉州等地的生铁也经海商贩运入境，从而推动明州铁器加工业发展。

东阳于北广宝寺炼铜，于城西南的金井场炼银。官员奉命在诸暨金涧山洞采金砂。

遂昌县治岭头永丰银场、梭溪局下银场，采用烧爆法采矿和吹灰炼银，就地冶炼铸造银元。黄岩坑银矿，每年上交银3-8万两。南宋绍兴乾道年间，丽水、青田县产铁，龙泉县产铅。

南宋时期，杭州已经有钉及铁器，铜铸造等所产的小五金商品。

元代，永康铁锁曾作贡品。元代宁波的冶铁业规模不大，主要在奉化冶炼，生铁是从福建、广东等地运入。元大德二年（1298年），开采新昌董村水晶矿，计11374斤。

明朝时期，铁匠、铸匠、锡匠、银匠遍及城乡。素有“百工之乡”美称的永康，常年有数万工匠外出，足迹遍布全国，故有“打铜打铁走四方，府府县县不离康”之说。丽水县宝慈乡开采银矿，有矿坑300余处。明嘉靖年间，球川（常山）曾开采金属矿，百斤矿石炼银30两。明万历十三年《常山县志》载：“今止四五两耳，脉且尽矣”。

《明史》载：兰溪有铜山，旧产铜。明代杭州的金银铜铁锡制作工艺玲珑剔透。据记载，诸暨洞岩山采掘铅锌矿石。明代，处州银矿开采鼎盛时期，庆元县有银坑10个，岩壁凿有“成化十八年开采”字样。 

清代，浙江金属冶铸业发展水平在明代基础上有一定的发展。清代以锻打铸造日用工具的浙江铁匠、铸匠、锡匠、银匠足迹遍布全国。其中素有“百工之乡”美称的永康，常年有数万工匠外出，有“打铜打铁走四方，府府县县不离康”之说。浙南处州、温州等地，采铜、炼铁、开矿十分普遍。如龙泉产铜，松阳产银、铅、锡，宣平产铁。永康铁匠已能打制无缝枪管，用于火铳。云和、丽水、青田县有炼铁炉20座。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永兴铁店建于源东乡，后迁孝顺，曾为龙华会制造土枪，云和县产生铁七八万至十余万担。

清同治年间，许源兴铁铺作坊所产的“五作”工具，公认为不易生锈、不粘泥、不卷口而名声远扬。

清末，杭州市五金行业开设的店作共有36家，其中五金商店2家，铁器店11家，铜锡店18家，白铁店3家，度量衡店2家。 

清末绍兴陆文奎，在绍兴开设陆永兴打铁铺，用西铁条、薄铁片巧制各种铁画挂屏，备受人们喜爱，其产品在1910年南洋劝业会上获金奖。同年在原打铁铺改设陆永兴五金煤油店，同时收徒传艺，增加铁画屏生产，数年间，经销产品达数百种，产品行销上海、杭州、苏州等地，英、美、日、德等国商行也时有订购。

民国十六年，五金行业共有238家，其中五金店32家，铁器店63家，铜锡器店82家，白铁器店47家，度量衡店14家。

民国十八年（1929年）诸暨经营矿山开采业有19人；其中铅矿商3人，锰矿商4人，砩石矿商12人。

民国二年（1913年），嵊县开采砩石，矿石主销日本。

民国四年（1915年），锌矿之大者，为诸暨县高坞坑（今萃溪乡），矿石成分，锌占35%~55%，为“人和公司”开采，锌矿石百余吨，由上海输往日本。

民国十二年，丽水县在滴水岩建立普生冶铁厂。二十七年丽水县在张村街、下林、高坑一带兴办萤石开采场。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民国二十五至二十八年，浙江省每年出口砩石500吨，其中诸暨约占1/5。 

浙省的五金机械厂最早出现于1900年，主要是修理机器。辛亥革命后，随着民族工业的逐步发展和浙江工业学校的创立，开始出现机器制造。1914--1926年内新建的五金机械厂虽然有许多仍以修理机器、制造零件为主，但已有不少厂从修理转向制造，生产提花机、织布机、织绸机、轧棉花机、碾米机、锯板机以及柴油引擎等，并且规模越来越大。1914年创办的杭州武林铁工厂，最初资本仅2万元，主要修理机器，制造机器零件。1916年规模逐渐扩充。1917年经过努力，自己仿造提花机成功，各绸厂争先购买，颇获余利。1920年资本增至10万元。以后该厂发展成为制造提花机、柴油机、织绸机的专业工厂，成为浙省最早也是规模最大的机器制造工厂。1925年，李毓蒙在温州集资创办的毓蒙铁工厂，先后制造出动力机、锯板机、弹花机、碾米机、砻谷机、打面机等产品，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宁波泰康、全通机器厂也制造柴油引擎、碾米机等。一些老五金铁工厂在这一时期也得到发展，如1900年创建的宁波顺记机器厂，规模扩大，先后添置16尺、12尺、6尺、4尺车床，自制8马力柴油机等，能接受沿海和内河轮船及和丰纱厂的机器修理业务。由于浙省丝织、棉织工业发展迅速，因此浙江的五金机械业主要以生产丝织、棉织业机械及零件为主，随着丝织、棉织工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它们的衰落而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