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华境内蚕桑始于春秋。

秦汉间，义乌已有纺织业。

两晋和南朝时，金华、东阳已广泛植桑养蚕，以至“彀巾取于邱岭”。

隋唐时期，金华、东阳养蚕多熟制。

唐时，婺州苎布为贡品。

唐时，婺州的纤纩、锦、葛等产品列为贡品。

兰溪养蚕始于唐代。

宋代，金华地区蚕桑业已相当发达，金华“民以织作为生，号称衣被天下”。欧阳修在《送祝熙载之东阳主簿》一诗中描绘东阳县已是“孤城秋枕水，千室夜鸣机”的景象。在颇有商业意识的义乌县“有山谷之民，织罗为生”，产品由城中的“柜户”收购贩销，已是产销一条龙式的经营方式。

宋太宗淳化年间，除义乌向朝廷进贡丝绸产品外，朝廷还向义乌预买丝绸产品，数量累计近万匹。金华地区宋元时期列入贡品的丝绸，有红边贡罗、平罗、含春罗、东阳花罗、暗花罗、婺罗、刀罗等。宋代的罗是中国古代织罗技术达到巅峰时的产品。在《中国丝绸文化史》上提到罗的名品有“成都的大花罗，蜀州的春罗、单丝罗，婺州的暗花罗和含春罗、红边贡罗，东阳花罗，越州的越罗”和各地尼姑织的尼罗，金华地区占有半壁江山，故有“衣被天下”的美誉。

宋代金华地区养蚕技术提升，推动蚕桑业的发展。南宋时期，嫁接技术已经相当成熟。

宋，婺州有彩帛铺能印花染色。

宋时，红边贡罗、平罗、花罗、含春罗等绸缎闻名各地。东阳蚕丝生产已盛。

宋绍兴四年(1134年)，兰溪有桑园19733亩，农民向官府缴纳税绢4584．16匹。

宋时，丝织业比较发达，兰溪出土的南宋墓中有二经绞、三经绞、四经绞等形式罗织物，花素皆备。南宋时，婺州唐仲友开设的彩帛铺一次交易暗花罗、瓜子罗等丝织品就达三、四百匹。

南宋时，婺州城内已有丝绸织染作坊，从事“雕刻花板印染斑缬之属”，用红花及紫草等作颜料“染造真紫色帛等动至数千匹”。

元时，元仁宗采纳东阳李声所编著的《农桑图说》和苗好谦的《载桑图说》，命印刷散发民间，指导种桑养蚕技术。

元时，浦江“刀罗”等被列为贡品。

明代，绢绸布帛、黄白纸列为贡品。

明时，浦江刺绣与苏绣、湘绣齐名。兰溪、义乌、东阳等县丝线业已趋发达。

明清时期，兰溪蚕桑生产继续发展。旧志载：“为民利者一日蚕。邑亦饲蚕，惜种桑者少，不爱饲，游埠一带饲蚕梢多。”

明万历《金华府志》载：金华有蜡、油、炭、皮、棉、布、麻等手工业。万历《义乌县志》己述本县产杂色皮710张，有熟皮匠2户。

明朝中叶，实行重税和专买政策，金华境内设有官办织染局。

清初，丝线业“绍兴帮”传入东阳。

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有苎布、麻布生产。武义县内清朝以前就有棉布、麻布等生产。

清康熙三年(1664年)，武义上村(今石上青村)陈姓从永康迁来，为村民授技育苗，代代相传，得出“三耕三耙，施足基肥，高畦深沟，心土铺面，蕨衣覆盖，精心管理”的育苗经验。

清康熙年间，兰溪商人以当地粗绒棉纺织“阿西土布”应市。

清代，义乌、浦江、兰溪、金华、东阳等县年产茧230吨左右。

清光绪年间（金华）已有苗圃，苗木行销江苏及安徽芜湖等地。

据《续文献通考》记载，清光绪中期，金华境内年产鲜茧4600担。主要分布在义乌、浦江、兰溪、金华、东阳等县。十九世纪末，金华民间缫制土丝质量逊于厂丝，发展缓慢。清初，丝绸业又复苏发展。东阳妇女“勤于蚕织”，所织之绸名“净绸”，亦称“东绸”，织花的称“花绸”，绵丝织的为绵绸，皆坚厚耐用。清时，多产丝布、绢、绸、东、悦、绌等。道光年间，安徽宁国府人来永康从事丝线业，时称“宁国帮”。

清时，乡村农户和手工纺织匠自产自营土布、苎布、麻布，并日趋兴盛。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已有手拉脚踏木制布机，近代棉织业开始出现。刘碧城和郁质甫合资在金华城内东岳殿开办织布厂，为棉纺织行业最早的厂家，有资金700余银元，木机20余台，女工30人。

三十一年，俞泳棠在金华城内醋坊岭开办成益织袜厂，为针织行业首家企业，有织袜机10余台，女工l0人，资金400余银元。

金华产酒历史十分久远。唐《麴本草》记载：“东阳酒（即金华酒），其水最佳，称之重于他水，其酒自古擅名。《事林广记》所载酿法，曲亦人药，今则绝无，惟用麸曲蓼汁拌造，假具辛辣之力。蓼性解毒，亦无甚得。俗人因其水好，竞造薄酒，味虽少酸，一种清香远达，入门就闻，虽邻邑所造，俱不然也。好事者清水和麸曲造曲，米多水少，造酒，其味辛而不厉，美而不甜，色复金黄，莹彻天香，风味奇绝，饮醉并不头痛口干，此皆水之美故也。”水质优良与造曲得法，使得东阳酒的酝酿技高一筹。

清乾隆时，袁枚所写《食单》中说：“金华酒有绍兴之清，其涩；有女贞之甜，无其俗，亦以陈者为佳，盖金华一路水清故也”。

道光年间，杏云《饮食辨》载：“……又一种金华酒名东阳酒，味极甘美，酒乃净酹……”

清光绪七年(1881年)，在佛堂镇创办的周正昌酒坊，规模较大。

金华江为钱塘江上游，自古为水上交通要道。金华航运有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兰溪地处“三江之汇”，素有“七省通衢”之便，物产丰富，成了徽商东西贸易落脚点。

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诏令婺州造海船及双舫，主要造船地当是三河戍。

浙中水运在唐代即已繁盛，其中兰溪为浙中水运枢纽，素有“三江之汇，七省通衢”之誉。兰溪历史上水运繁忙，泊岸船只常数以千计，船舶修造业因此而兴。

宋时，城东门外有船坊巷，置有造船场。

宋代，金华航运发达，金华江自古为水上交通要道。水路曲贯东西。东阳江、金华江（婺江）与兰溪首尾相衔，顺流下富春江而汇钱塘。武义江上系永康南溪，下行与东阳江合流于金华市区。溯兰江而上，可至龙游、衢州、江山、常山、开化等地。

宋室南迁临安后，婺江水上热闹非凡，船帆如织，航程辽远。著名女诗人李清照：“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足见当时航运兴旺。

南宋建都杭州后，金华的许多货物，比如稻谷、土特产、手工业品等，都是经由婺江运往京师，甚至于南宋都城临安所用的四季水果，有很大一部分都产自金华。

兰溪成为冲要之地，其经济区域地位更有明显的提高。宋王朝为宫廷采办物品的机构“采造务”就设置在兰溪。

金华水运史上，兰溪是一颗最璀璨的明珠。天下闻名的徽商，从明代开始，出门经商大多沿新安江乘船进入严州（建德、桐庐一带），然后往下游可抵苏杭宁沪，往上游则可抵达湘、赣、闽、广，兰溪正好地处“三江之汇”，素有“七省通衢”之便，物产丰富，所以成了徽商东西贸易落脚点。

南宋王朝为宫廷采办物品的机构“采造务”，设置在兰溪。南宋建都杭州后，金华的稻谷、土特产、手工业品等，都是经由婺江运往京师，南宋都城临安所用的四季水果，有很大一部分都产自金华。同时，兰溪成为冲要之地，其经济区域地位更有明显的提高。

南宋，出于水上交通和航海贸易的需要，造船业特别发达。当时，全国的造船业的中心，就是浙江。浙江造船多，造船场就多，共有五个地方：杭州、明州、温州、台州、婺州。据记载，宋真宗曾下达一诏书：全国打造漕船用于漕运。一共要造2915艘船，其中，婺州的定额是105艘。说明那个时代的金华，也是大宋王朝的一大造船中心。

元朝，兰溪人口发展到23.1万人。兰江“日有千舟竞发”。

历史上人力、风力驱动的竹筏、木帆船，主要有“义乌船”、“江山船”、“大麦船”和“徽港船”等。

清宣统三年(1911年)，兰江出现机轮。历史上，境内水上管理均由水驿、水馆负责。

唐朝盛兴佛教，经书风行。婺州雕版印刷开始出现，主要用来印刷佛经、佛像和民间需要的历书等，其经营方式为前店铺后作坊的书肆。这种印刷品后人称之为“坊刻”。

南宋时期把“兴文教，抑武事”作为实现“长治久安”基本国策，在长达80余年时间里，在地方上兴办一批官学、书院讲学并刊印大量学习资料。

金华府领金华、兰溪、东阳、义乌、永康、武义、浦江、汤溪8县，故有“八婺”之称。《山海经全译》中记载黄帝（轩辕氏）曾在永康石城山炼铜铸鼎，黄帝被尊为五金之祖，永康成了浙江五金之源，五金文化与永康区域经济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永康五金业历史源远流长，春秋铸剑，汉造弩机，唐制铜铳，延续至今。

商、周时期，随着铜器的出现，促进了工艺品的发展。

五代后周广顺二年(952年)义乌县铸造的双林铁塔，为八面五层，现残存二层及塔基重约五吨，可见当年铸造水平。

唐时，永康铜山、铜孔屏炼铜11万斤。在铜山，芦后设有冶炼场，至今尚有残留炉渣。唐代，方岩有人招募铁匠打制菜刀、剪刀和锄头，设铺出售，顾客竞相购买。

宋代，永康的铜矿就得到大规模开采，并留下“五金工匠走四方，府府县县不离康”的美誉。

宋代，永康铜匠、铁匠、锡匠走南闯北。

元代，永康铁锁曾作贡品。

明成化八年(1472年)，兰溪有铁匠38户，银匠18户，锡匠5户，铸匠4户。

明清以来，铁匠、铸匠、锡匠、银匠遍及城乡。素有“百工之乡”美称的永康，常年有数万工匠外出，足迹遍布全国，故有“打铜打铁走四方，全国县县不离康”之说。

明清两代，永康的手工业更加繁荣，靠手工艺吃饭的能工巧匠已经遍布全国各地，打铁、补铜壶、钉秤、镶牙齿等“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这些能工巧匠在全国各地推销五金产品、推动了永康区域经济的发展。

清代以来，永康铁匠已能打制无缝枪管，用于火铳。

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统计，义乌有匠户568户。

建国初期，在外谋生的永康工匠多达２万人，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永康成了名副其实的五金之乡。1992年，永康撤县建市，建立中国科技五金城；店铺摊位2390家，经营世界各地2000多家名牌企业的五金产品，产品行销8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成交额超百亿元。

新石器时代晚期，金华境内已有烧制陶器。唐宋，婺州窑青瓷享有盛名。

商周时期，金华有原始瓷。

秦汉前，兰溪境内已有陶器制作。制品有印纹陶罐、釉陶碗。

唐代，婺州窑以出产茶碗出名，陆羽《茶经》把婺州生产的青瓷碗列为第三位。唐代窑址目前已发现4处，有各式碗、多角形短流壶、双耳罐、黑褐釉及青釉褐斑蟠龙纹瓶。褐斑装饰始于东晋，五朱堂著录有东晋青釉褐斑瓷标本。宋代有青釉双系瓶、堆塑瓶、四柄瓶、枕等。

婺州窑位于今浙江金华地区，在金华、兰溪、义乌、东阳、永康、武义、衢州、江山等地均发现遗址。唐代属婺州，故名婺州窑。婺州窑瓷器以青瓷为主，还烧黑、褐、花釉、乳浊釉和采绘瓷。始烧于汉，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到元。盛于唐、宋，终于元代。唐、宋时窑场遍布今金华、衢州两市所属各县，形成了一个独特而完整的婺州窑系。

唐宋时期是婺州窑发展的兴盛时期。盛唐时期，制瓷业得到迅猛发展，唐中后期至北宋，瓷业主的资金已有了丰厚的积累，再加上民间资本的涌入，婺州窑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从宋至明，兰溪窑瓷器以胎色浅灰，釉色青淡，玻璃质强，造型秀美著称。

义乌县境发现宋元窑址37处，出土陶器，工艺精致。

元时，金华铁店窑所产乳浊釉瓷，大量外销。明清时，陶器为当时名产。

明宏治十五年(1502年)，境内有窑炉17户

清代产有陶器，石灰等。石灰为当时名产，有“洞源灰细腻”的记载。

唐代陆羽《茶经》载：“茶，浙东以越州上，明州次，婺州次，台州下。”《东阳山水记》载：“唐宋时有司常治茶于此，设茶院”。

唐时，浙江十州五十五县产茶，婺州为十州之一，产地分布于金华、义乌、兰溪、永康、武义、东阳、浦阳(现浦江)等7县。

唐《国史补》列贡茶14晶，东阳东白山所产之“婺州东白茶”，名列第十品。

清咸丰初年(1851年)设卡局，抽捐1％。清时，驿道分官马干线和官马支线。光绪年间，壶山、柳城两地始有从事搬运装卸人员自行组织的“袋头班”、“抬班”等脚班。从业人员自备工具，以茶馆为聚集歇息场所，收入一般由被推举的班头支配。

木雕业：东阳木雕从新石器时期及商周时期的萌芽，到唐宋时期的形成，明代的成熟及清朝的鼎盛，走过了一条不断创新、精益求精的漫长道路。

秦灭汉兴，以圆木雕刻为主的木俑在雕刻艺术上有了较大变化，时风亦落东阳。

魏晋时期，佛教传入我国，各地大兴土木，建造庙宇，东阳也不例外，从现存寺庙的梁架、斗拱、门窗、香案、佛像等的雕刻装饰上看，佛教的传入促进了圆木雕、圆木浮雕、平面浮雕的发展。

宋代，东阳木雕技术应用于刻书行业，形成一支雕板队伍，技术娴熟，专事刻板印书。南宋金华人唐仲友曾雇用东阳木雕匠人，用公使库的钱雕刻印刷《荀子》等书600余部。此批书雕刻得十分精细，也异常明晰，比一般木刻版的书要好得多，是中国出版史上的精品，为世人所重，视为珍版，人称“宋椠上驷”。

元代，木刻版画虽不甚发达，但以关汉卿、王实甫为代表的韵文学——元曲新兴，诸多优秀作品刊印出版，其中有木刻插画。

明代，应用于建筑和家具装饰的东阳木雕发展迅猛，形成一套完整体系。。

清代东阳木雕经明代发展到清代嘉庆、道光年间，雕刻形式由简到繁、由粗到细，进入了做工精巧、讲究雕饰的鼎盛时期。

东阳木雕虽起源于秦汉，技艺渐臻纯熟，但清代至民国，才进入鼎盛时期。它创造了以平面浮雕为主的雕刻艺术形式，多层次浮雕、散点透视构图，保留平面的装饰，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它又以建筑木雕装饰、家具木雕装饰、陈设欣赏木雕、宗教用品木雕享誉海内外。早在清嘉庆年间，一直为皇家宫殿作装饰的东阳木雕就奠定了其在木雕艺术中的首席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