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伊始，绍兴丝绸开始具有全国影响，至中唐达到鼎盛期，一直延续到宋末，历时七百余年。

新石器时代，今绍兴一带先民利用葛、麻等野生植物进行织布。

据《左传》（约公元前440年）及汉代所著《淮南子》记载，早在4000多年前，“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商周时期，大越所产葛布、苎麻布成为交换物。

商周时期，越人（今绍兴一带）用葛布、苎麻进行商品交易。

春秋战国时期，蚕桑业已经在绍兴地区存在。越国是全国葛麻的生产中心，始有“越布”之名。当年越王勾践以“必先省赋敛，劝农桑”为国策，鼓励民间植桑养蚕，生产出“弱于罗兮轻霏霏”、“当暑是服轻飘飘”的葛布、苎麻布，这些布被誉为“越布”，远销各地。越王勾践一次就献给吴王夫差葛布十万。

《国语•越语》载，越都商人，夏天采办皮货，冬天则收购细葛布。

春秋战国时期，越国丝织品生产已采用较为先进的织造技术。据《会稽志》记载：（一种绉纱）始见于春秋越国。其实，丝织品种类已发展有币、帛、丝、罗、縠、纱等。

汉代，绍兴民间丝绸贸易活动开始出现。

东汉，越布成为贡品。东汉年间为会稽丝绸贸易兴起时期。其时，丝织品大量用于商业贸易。越布（葛布）已负盛名。夷洲（今台湾省）及亶洲（今日本西部岛屿）人，时至会稽“货布”。杭州等地“吴织”（织工、裁缝）去日本，所居之地称“吴原”，丝织品称“吴服”。

三国以后，绍兴成为米、绢等商品交易中心。

南朝会稽郡“丝绵衣帛之饶，覆衣天下”；所产越布“比绢方俏，既轻且丽，珍迈龙水，纱越岛夷”。

隋时，越州耀光绫“绫纹突出，时有光彩”。隋朝，绍兴的缫丝、织绸生产有很大发展，越州丝织品列为贡品。越州耀光绫绸缎列为贡品。

唐开元年间（713—741年），上虞县西北蔡林今九都赵姓所制金箔及乌金纸销往日本。制造方法和生产技术也传入日本。

中唐以后，越州的桑蚕业迅速发展。丝绸业也开始在全国显露头角。绍兴的丝绸品种多达数十种，绍兴成为南方新兴丝绸业的中心。“新罗梗海道，更繇明越州朝贡”。越州宝花罗、白编绫、十样花纹绫、繚绫、交梭绫、花纱、异文吴绫、花鼓歇纱、吴朱砂、轻容蓝毂、吴绢等，“薄如蝉翼，飘似云雾”的丝织品畅销海外。

五代十国时，钱缪踞吴越之地，“闭关而修蚕织”，不仅农村桑麻遍野，城镇也出现“春巷摘桑喧咤女”的盛况。

五代为越州丝绸海外贸易发展时期。吴越国专设“沿海博易务”，主管南北货物交易。同时，广招海贾，兴造舟楫，积极发展与日本、高丽的贸易。丝绸则是海外贸易的重要商品。

北宋，浙江地区丝物贡品占全国三分之一以上，丝锦在三分之二以上。两浙丝织品外销至印度日本等50多个国家。宋代，“越罗”成为全国丝织品中的名品。

北宋建置后，封建朝廷重视吴越的丝绸生产。绍兴的丝绸生产在唐末五代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据《宋会要稿》记载：“上供”中的丝织物北方各路仅占1/4，而江浙却占1/3以上，丝绵则超过2/3，成为南方丝织业的重心地区。与此同时，宋朝重视发展海上贸易，鼓励丝绸出口。

北宋雍熙年间（984—987年），越州丝绸经杭州、明州、广州等处“市舶司”销往日本、高丽、占城（越南）、印度、大食等50多个大小国家。

宋代，山、会平原“郁郁桑连村”，山区“高陆犁荒种桑拓”，百姓“习农桑，事机织”。

宋代，绍兴纺织业中，丝绸纺织继续保持优势地位，百姓“习谷农桑，事机织，纱、绫、缯、帛岁出不啻百万”。棉花种植业开始传入，农村植棉、纺纱、织布日见兴隆。

宋代，嵊县出“强口”（地名）布。据宋嘉泰《会稽志》载：“强口布，以麻为之，出于剡，机织殊麤，而商人贩妇往往竞取以与吴人为市。”

南宋时，越州所产的丝织品，种类多且工艺精巧。除越罗外，尼姑庵所制的“尼罗”和“寺绫”，其纺织之精美也名闻各地。

洪武年间（1368—1398年），绍兴丝绸远销南洋各国和日本等地，生丝亦开始出口。

明代，绍兴府专设“染织局”，掌管合府纺织印染业。手工业者随着商品经济发展，逐步向外拓展，形成“什七在外”局面，以致本地纺织业停滞不前。

明中叶，绍兴等地生丝、丝绸段绢等，通过走私商人输出南洋、日本等国。

清初，绍兴产丝极盛，每届新丝出后，江、浙、粤、闽贩洋丝商来者甚多。

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西商皆赍本入暨采买”。

清乾隆年间（1736—1760年），绍属之诸暨，产丝最盛，贩洋丝商拏本而来者甚多。后因禁止蚕丝出洋，贩洋丝商及番船渐趋减少。萧山县的土布织造颇兴盛，产品行销杭州市场。手工缫丝，稍逊于土布业。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中国出口生丝机户全部产于浙江北面的杭州、湖州、嘉兴三府；靠近宁波的绍兴府也有生丝出口，但数量不多。

清光绪年间，绍兴地区丝绸生产主要集中于华舍、下坊桥、安昌3处。下坊桥专产“花缎”，亦称“熟货”，产品大多转运上海出口；华舍专产“大绸”、“纺绸”，亦称“生货”，多销南洋各国。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陈光颖、楼景晖等集股创办合义和丝厂，为萧山县最早使用机器的工厂。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萧山县城东门外转坝，创办合义和丝厂，收本县、诸暨、嵊县之茧，机车缫丝，外销法、意诸国，坎山“茧市”由此兴起。

清光绪二十五年，陈、楼等又集股创办通惠公纱厂，为萧山县解放前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大陆报》称“越茧之美甲天下，嵊县最盛”。当时，萧山丝厂以嵊茧制丝，远销意大利、法国等国家。

1911年，绍兴下坊桥、华舍一带，有织户1600余家，织机3400余台。

清朝末，萧山的土布有白布、黄柳条布、青布三种，销路从杭州扩大到福建、江西，产量相应上升。

民国四年（1915年），嵊县等地创办模范丝厂，改用日（本）制提花机，很快得以推广。当时中国以上海厂丝品质最佳，用绍兴茧缫成者色泽尤佳。

民国十一年（1922年）一月，合义和丝厂改组为庆云丝绸公司，增设织绸部。

民国十四年（1925年），诸暨县徐淡人夫妇从日本购入坐缫丝机数十台，在城内罗家创办丝厂，所缫改良丝经上海出口外洋，年利万余元。

民国十七年（1928年），萧山的坎山新设东乡蚕丝合作社（亦称东乡丝厂），为萧山县第三大厂。

民国十七年（1928年），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划绍属萧山等5区为蚕种推广区，特指定萧山全面试养改良种。翌年，萧山合作缫丝厂建立，生产高品位外销厂丝，并负责研究制丝技术，作为全省各丝厂技术管理改进的试点。当年，萧山庆云公司生产的厂丝及新昌所产丝绵在西湖博览会上分别获优等奖和一等奖。此后数年内，丝绸外销量略见起色。建国前，庆云公司产品主销英、美、法及东南亚诸国。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诸暨县外销丝（茧）850吨。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据绍兴绸业会馆统计，每月有绸6万匹远销国外各商埠，主销暹罗（泰国）、南洋等地。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4月1日，“浙江省省营贸易处绍兴分处”成立，主营蚕丝出口贸易。

民国三十年（1941年）2月1日，省蚕丝管理委员会嵊县、萧山、诸暨办事处成立，除萧山办事处设在绍兴外，其他均设在本县城。其主要任务是收购、出口缫丝。

民国三十年（1941年），外销量仅为3.6万箱。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嵊县蚕茧1000包运销苏联。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9月29日，上海中国纺织企业公司为发展绍兴县战后实业，利用本县出产棉花，织物外销，特派公司代总经理汤元炳及随员顾谨来绍兴，商讨在绍兴设立纱厂事宜。

抗战前夕，萧山通惠公纱厂、东乡丝厂与庆云丝绸公司渐趋衰落。土布、土丝业每况愈下。

民国时，萧山丝行众多，丝茧业兴盛，自抗战时期日军入侵后一蹶不振。

7000年前，于越先民已能制造陶器。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轮制成型技术。境内开始制造印纹硬陶。绍兴是原始青瓷的烧造中心。

商代，上虞首创龙窑烧制印纹硬陶。从绍兴县陶里、富盛一带发现的原始青瓷与印纹硬陶合烧窑址表明，晚商至东周时期，境内已开始生产原始青瓷。

商周时期，开始出现采用瓷石或原生高岭土为原料的原始青瓷。

周代，是印纹硬陶的鼎盛时期。

绍兴是原始青瓷的烧造中心。越国陶器兴起。越国是烧造印纹硬陶的中心。

西汉至东汉中期，（绍兴）境内人口增多，政治稳定，陶瓷生产迅猛发展，为东汉中、晚期由原始青瓷发展成熟瓷器奠定基础。其时，窑场增加（已发掘43处），龙窑结构更为完善，高温硬陶和釉陶大量出现。

东汉中期以后，（越）由瓷占主导地位。东汉晚期，陶瓷分流，陶器成为独立的生产门类。

越窑青瓷不但进贡皇室，供应庶民，并从东汉开始，通过水、陆“丝绸之路”，远销朝鲜、日本、柬埔寨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越州上虞小仙坛瓷窑生产的波浪纹青瓷和青釉龙柄魁（魁是一种调羹、汤勺），已从海路运销马来半岛及西婆罗洲。

东汉越窑黑瓷的发现，比陶瓷界通常所说的“东晋始有黑瓷”，推前一个半世纪，较国外烧制黑瓷历史早1000多年。

三国东吴时期，青瓷产量为东汉时的3倍。越窑窑址主要分布在上虞、山阴（绍兴）及余姚（属越州），并出现一批烧制青瓷专供皇帝使用的官窑。主要生产在上虞、始宁（今为上虞县境）和会稽、山阴一带。

三国、两晋、南北朝（公元220—618年）时期，我国造船术和航海业进一步发展。魏晋时，越窑烧制的天鸡壶、四耳壶、盘口壶和羊形器等青瓷器远销日本、高丽和南洋一带。

西晋时期，越窑瓷业得到蓬勃发展。西晋窑场增多，品种更为丰富。西晋晚期，酱褐色点彩逐渐增多，突破青釉单一色调。

东晋初期，越窑青瓷仍保持西晋风格。中期以后，造型渐趋简朴，装饰大为减少，明器基本停烧。晚期，受佛教影响，开始采用莲瓣纹装饰，褐色点彩得到普通应用。

南北朝时期，窑场主要集中在上虞和绍兴庙湾等地。随着佛教的盛行，刻划莲瓣纹成了越瓷的主要装饰。

隋唐初（公元六、七世纪），为越窑青瓷外销发展时期，越瓷已批量输往日本、朝鲜等国。

唐代，社会安定，经济繁荣，越窑青瓷出现遍地开花、互相争艳的局面，形成了规模巨大的越窑瓷业体系。

中唐以后，陶瓷产品流行全国，甚至输出国外。越窑青瓷生产发展迅速。唐、五代、北宋中期是越瓷盛销期。唐政府注重海外贸易，越瓷除贡奉中央王朝外，外销数量很大，特别是九世纪后半叶越窑发展很快，外销量显著增加。越窑青瓷由我国海舶或经阿拉伯人之手始从广州绕马来半岛，经印度洋到达波斯，并由波斯转到埃及以至地中海国家和东非地区。唐代输往东南亚的越瓷数量很可观，印度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出土不少越瓷碎片。

晚唐时，越窑制瓷工艺进一步提高，越瓷品种繁多，质量居全国之冠，并大量输出海外。此时的越窑青瓷在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波斯湾的席拉夫等地均有发现。越窑系列制瓷技法也传到新罗（朝鲜）全罗南道康津和全罗北道扶安等地。

五代时，越窑青瓷在唐末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秘色瓷采用釉下彩绘装饰，器口用金银薄片包裹，时谓“金扣”、“银扣”。在欧洲市场上，外人视它为“假玉器”，其价值与黄金相等。其时，越窑青瓷已大量通过贸易运抵北非。

北宋雍熙年间（984——987年）州丝绸、青瓷经杭州、明州、广州等处“市舶司”销往日本、高丽、占城（越南）、印度、大食等50多个大小国家。

北宋前期，越窑瓷器的外销较之唐、五代有增无减。据朱彧《萍州可谈》记载：宋代汇集广州载货南航的我国海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各得尺许，货多陶（瓷）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反映了当时瓷器出口的繁荣景象。越瓷运销至菲律宾、韩国、日本等地。

日本、朝鲜、越南、印度、苏伊士运河和红海岸，巴基斯坦的里布尔，菲律宾、伊朗、伊拉克、埃及和沙捞越双溪查旺海岸广大地区皆有北宋时期的越窑青瓷出土。至此，越窑青瓷的外销，通过海路已远涉重洋输往亚洲、非洲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促进了中外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

明代，据万历《绍兴府志》记载，当时绍兴地区虽还有不少民窑，但所制大多是粗拙产品，只供本地使用。越窑衰落后，其传统制瓷技术却为南宋龙泉窑所继承。

清咸丰元年（1851年），十九世纪后期，越窑青瓷碗、皿销日本福市。

绍兴历史上制茶业发达。南朝宋时，有剡人陈务妻“好饮茶茗”的记载。

唐代，绍兴县平水镇已是茶叶集散地，毛茶大都集中在此，精制再转运各地。唐永贞元年（805年），平水茶种传至日本。

唐代茶叶生产已较为普遍，盛行用蒸青研碾法制作的压型团饼茶，质量上乘。茶圣陆羽称浙东茶叶“以越州为上”，诗僧皎然作《饮茶歌》云：“越人遣我剡溪茗，采得金芽爨金鼎，素瓷雪花飘沫香，何以诸仙琼蕊浆。”

中唐以后，越州的植茶业迅速发展。

北宋，会稽县日铸岭所产的日铸茶“芽纤白而长，味甘软而永”（嘉泰《会稽志》），以佳茗名世，被列为贡品。欧阳修《归田录》称“草茶盛于两浙，两浙之品日铸第一。”在全国率先改革茶叶加工工业，改蒸为炒，改碾为揉，改团饼为散茶，使茶形、茶质发生根本变革。陆游《安国院试茶》诗自注云：“日铸则越茶矣，不团不饼，而曰炒青，曰苍鹰爪，则樶泡矣”。山阴卧龙山所产之卧龙茶，“几与日铸相亚”，与日铸茶同被列为贡品。其时，越茶之擅名者，还有山阴兰亭之花坞茶，诸暨之石笕茶，嵊县之西白山瀑布茶等。

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绍兴府产茶38.5万斤，居全国首位。

治平四年，欧阳修《归田录》记日铸茶：“草茶盛于两浙，两浙之品，日注（铸）为第一。”

绍兴二年（1132年）闰四月，诏将绍兴榷货务都茶场移到临安。

乾道八年（1172年）十一月，陆游作《过武连县北柳池安国院煮泉试日铸顾渚茶，院有二泉皆甘寒，传云唐僖宗幸蜀，在道不豫，至此饮泉而愈，赐名报国灵泉》诗。诗后有注云：“日铸贮以小罐，蜡封丹印封之。顾渚贮以红蓝缣囊，皆有岁贡。”从此注看出，其时日铸已是散茶。

绍熙四年（1193年），蠲绍兴丁盐茶租钱8、2万余緡，

至元十九年（1282年）二月，遣浙西道宣慰司同知刘宣等，理算各盐运司及财赋府茶场都转运司出纳之数。

明德年间（1506—1521年），日本人时至绍兴互市，换取丝茶等货物。

清康熙元年（1662年），嵊县珠茶命名为“贡熙”，远销国外。这种形似珍珠，色泽绿翠的圆茶，初在欧洲市场贵若珠宝，被誉为“绿色的珍珠”，风靡茶坛。

康熙年间，平水绿茶开始外销。

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西商皆赍本入暨采买”。

清嘉庆道光年间（1796—1821年）为茶外销兴起时期，始有广州出口转销美利坚（美国）。

清道光同治年间（1843—1874年），便利港口销洋，始将平水茶叶集中在宁波鄞县，改制成出口外销珠茶。

清同治末年（1874年），嵊县谷来人黄林源设“利记”、“祥记”茶栈于双江溪，收购北山、南山、长乐等地毛茶，精制后销欧美。五口通商后，

同、光年间（1862—1908年），水珠茶外销兴盛，常年保持在15至20万担之间。

清同治元年（1862年），会稽人董庆章与上海人吴南皋由英商怡和洋行出资8000两银子，在会稽县渔家渡村合办久大茶栈，收购上等圆毛茶，精制后的成品珠茶，专供怡和洋行外销。

清同治元年（1862年），嵊县竹溪人钱登选创设茶厂于平水镇，收嵊茶精制，舶销海外。

光绪初，平水茶由宁波转运上海出口，多销往欧美国家，销量剧增。

据海关资料统计，（1883—1894年）年间，平水珠茶输出量在10万吨以上。占中国出口茶叶总数的20%，为浙江茶叶出口量的半数。

清光绪九年（1883年）六月九日，美国纽约来电谓：近有中国运去的平水茶3500箱，绿茶内有铜绿等物掺杂，不准销售。

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中国共出口茶叶221.7万担，其中绍兴和杭州所产茶叶约占20%。

清光绪十六年间（1880年），上虞县人金祖畸在蒿坝设茶盏，专营茶叶。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诸暨圆茶“仿古龙团风团之制，售于外洋”。

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一日，美国政府明令禁止着色茶进口，平水茶销美颇受影响，乃渐转销北非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埃及、突尼斯以及加拿大等国。

清宣统末年（1911年），平水绿茶年平均销外洋约20万箱左右。

民国时期，茶叶外销见畅。但因日本、印度、锡兰茶竞销激烈，且受战事影响，茶叶出口量起落很大。民国初年，珠茶在北非销路进展迅速。

民国四年（1915年），珠茶拓销俄国，加之国民政府推行茶叶增产输出奖励，茶商注意质量，外销量回升。

民国九年（1920年），珠茶在北非境内销额始与美销相等，输出总额为11.3万箱。

民国二十年（1931年），绍兴茶叶主要出口国摩洛哥市场，为日本绿茶侵夺后，平水茶叶销北非受到冲击。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以后，平水绿茶转入西非市场，1932~1937年平均外销量为19.93万箱（4982吨）。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8月10日，创办浙江省茶叶改良场，并开始机械制茶。当年，外销精制茶26万箱，破历史记录。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绍兴沦陷，大片茶园荒芜，加之港口阻塞，茶叶出口量急剧下降。

黄酒为世界三大古酒之一，源于中国。绍兴酒历史悠久。

春秋，《吕氏春秋》记载：“越王之栖于会稽也，有酒投江，民饮其流，而战气百倍”，史称“箪醪劳师”。

秦汉时期，《列仙传》有蓟子训“买药于会稽市”的记载。

南朝，会稽郡已酿出具有当地特色的“山阴甜酒”，即绍兴黄酒。

东晋，“书圣”王羲之在会稽山阴之兰亭（今绍兴）与谢安、孙绰等名士“流觞曲水”，“畅叙幽情”，在饮酒赋诗之际书写出千古名帖——《兰亭集序》。

唐时，越州有“醉乡”之称。官府设立专卖酒及酒曲的酒店，对酤户和酤肆征收酒税，并代百姓纳榷酒钱。越州酿酒业发达，并严格要求酒的质量，据《唐书》载，对酿酒造出售劣酒者，一经发现，即予定罪。太宗淳化以后，朝廷在一部分地区实行买扑制，允许募民自酤；神宗熙宁五年以后，买扑制在全国推行，实现官府自酿与民户买扑并存。

五代时，吴越王钱镠在绍兴设置酒务司征税。

吴越时期，在绍兴设置酒务司进行征税。

宋代，酒税是朝廷重要收入。神宗时，诸州酒课税额，越州列十万贯以上，较附近各州高一倍。北宋末年，战事频仍，军费激增，朝廷鼓励酿酒卖酒，以广征酒税。……杭州洪春桥溪旁有一所酿造官酒的庭院（即今曲院风荷），院旁广植荷花，每当夏日风起，荷香与酒香四溢。《苏东坡奏议集》卷六载：“天下酒官之盛，未有杭州也，岁课二十余万缗。”

南宋，浙江的酿酒业成为全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官府允许乡间百姓自行酿酒，进城上秤收税，并逐渐形成酒市。陆游诗中有“城中酒垆千百家”，“放翁烂醉寻常事”之句，亦说明当时绍兴酒产销旺盛。

南宋时，绍兴有“酒满街头”之称。绍兴“蓬莱春”成为南宋最著名品种。明州设比较务、赡军务，分管酒课；经营酿酒业务的买扑酒坊遍布。

元代，明州实行“散办”，由商人自行酿造并纳税；在广大农村则是按户摊派；商人雇工以扩大生产。浙江各城区及乡村均有酒坊，经营方式为前店后场；酿酒业以分散的手工作坊为主。

明代，绍兴酒业保持南宋盛况，东浦“孝贞”酒坊牌号，系明武宗正德皇帝御题。湖塘的“叶万源”、“田德润”酒坊创设于明代。绍兴酒不仅行销国内各地，业已出口南洋各国。绍兴湖塘叶万源酒坊所产酒质量特高，专销闽广及南洋群岛各国。

清代初期是绍兴酒的全盛时期，远销南洋、日本等国。酒坊如“高长兴”、“沈永和”等纷纷设立。

清道光二十年（1842年），绍兴章东明酒坊每年酿酒约六、七千缸，南销香港、新加坡等地。“田德润”酒坊60斤装加饭酒远销俄国，“云集”酒厂的产品远销香港、澳门及新加坡、菲律宾等地。

清光绪初年，绍酒年产24万缸，合7万多吨。朝廷以酿酒耗米太多，屡次下令禁止民间酿酒，但千百年来民间饮酒习惯很难改变。

清宣统二年（1910年），绍兴沈永和墨记酒坊的善酿酒，在南洋劝业会上获“金质奖”。

清末民初，由于帝国主义入侵，军阀混战，绍酒产量逐年下降。

五代为越州丝绸海外贸易发展时期。吴越国专设“沿海博易务”，主管南北货物交易。同时，广招海贾，兴造舟楫，积极发展与日本、高丽的贸易。丝绸则是海外贸易的重要商品。

绍兴造纸印刷业称盛于世。造纸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版刻业在绍兴起步早，有秦始皇三十七年李斯撰文并篆书“刻颂秦德”的《会稽刻石》。

东晋时，由于北民南移，刺激了会稽的手工业，纸业迅速发展起来。

公元四世纪中叶，著名书法家王羲之任会稽内史时，曾经从库房里一次拨出一种称为“侧厘纸”的纸张九万张送人。说明当地造纸业已经相当发达。

剡藤纸以其质地优异，于东晋中叶就有人主张“土纸不可作文书，皆令用藤角纸”。

晋王嘉《拾遗记》载，张华作《博物志》，晋武帝赐以“青铁砚”、“麟角笔”、“侧厘纸”，后者为“南越所献”。

唐代时，绍兴的造纸业在全国位居前列，并且对朝廷进贡。中唐以后，纸业产品流行全国，甚至输出国外。

唐代，剡中有一种“敲冰纸”，张伯玉《蓬莱阁》诗中有“敲冰成好手，织素竞交鸳”之句。敲冰纸用冬水制成，质地尤佳。此外，唐代剡藤纸著名品种有硾笺、玉笺、粉云罗笺以及月面松纹纸、玉溪纸等。

唐开元年间（713——741年），上虞县西北蔡林今九都赵姓所制金箔及乌金纸销往日本。制造方法和生产技术也传入日本。

自唐中叶起，境内雕版印书从未间断。

宋时，绍兴府诸暨县枫桥镇和会稽县三界镇等地都设有官营的造纸作坊，绍兴与徽州、成都一起并列为全国三大造纸业的中心。

宋代，两浙成为全国造纸业的重要中心，而绍兴的造纸业，在两浙又居于显要的地位。竹纸是绍兴最出名的纸张。

土纸制造、产区分别在萧山“河南山乡”（即云石、许贤、河上、戴村、楼塔一带）。该地区所产竹纸早在宋代已久负盛名。

宋代，越州印刷业发展，纸张需求增加，以竹为原料的竹纸生产兴起。越州竹纸兴起，剡藤纸随之衰落。

北宋，出产有竹纸和敲冰纸，但质量还较差，韧性不强。至南宋，绍兴一带所产竹纸的质量已经有了大的提升，开始扬名天下，有“今越之竹纸甲于他处”的美誉。当时的会稽盛产竹纸，“民家或以致饶”。品种也较多，其时越州竹纸所具的优点远非他纸所能比拟。“竹纸惟工书者独喜之：滑，一也；发墨色，二也；宜笔锋，三也；卷舒虽久，墨终不渝，四也；性不蠹，五也。”正因为如此，“今独竹纸名天下”。

除竹纸外，越州剡溪所产的敲冰纸，也以洁白光滑得到时人的喜爱。《宝庆会稽续志》载：“敲冰纸，剡所出也。《新安志》：‘纸，敲冰为之益佳。’剡之极西，水深洁，山又多藤楮，故亦以敲冰时为佳，盖冬水也。”

随着竹纸质量的提高、成本的下降和生产量的扩大，极大地促进了绍兴地区印刷业生产的发展。淳熙九年，朱熹在会稽印刻了吕祖谦所定的《古易》。这一年，洪适也在会稽大刻张九成的经解。

南宋建炎、绍兴以前，越州竹纸，书简往来多用之，尤为书法界所珍爱。

南宋嘉泰《会稽志》记载：“王右军为会稽内史，谢公（一作桓温）就乞陟厘纸（一作侧厘），库内有九万枚（一作五十万），悉与之，以此知会稽出纸尚矣。”境内手工造纸，以藤、竹、楮、桑等植物纤维为原料，较著名者有剡藤纸、竹纸、鹿鸣纸、乌金纸等。

南宋末年，绍兴府北部“沿海百四十里，皆植木棉”。造纸业遍布绍兴府各县。

越纸在元代不仅仍然闻名，而且花色品种有了增加。

明代，嵊县产黄纸、白纸、桑穰纸被列为贡品；山阴、会稽两县所产鹿鸣纸，主要用于锡箔生产。鹿鸣纸生产经久不衰。

明代初年，锡箔工业在绍兴继续发展。

明洪武元年，萧山县生产的日历纸，作贡物。萧山土纸“明清时……极为兴盛”。

清代，绍兴府属各县开设文具纸张商店，生产、经营土纸描红簿、总清账簿、大八行信笺等文教制品，其制品以木板水印居多。

萧山土纸兴于清代。萧山县土纸一业，年产值即达数百万元。晚清槽户不下千户，但产品大都是“不堪书画”的迷信用纸。

造纸业遍布绍兴府各县。清嘉庆年间，上虞以嫩竹造纸，品种有大笺纸、太元纸、中元纸、乌金纸等。

清光绪十年（1884年），诸暨有纸厂6家，年产纸3200担，总值25930元。为锡箔所用的鹿鸣纸生产亦经久不衰。

光绪三十年（1904年），绍兴印刷局建立，承印《商业杂志》等5种期刊。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王子余等设立绍兴印刷局。

晚清，宁波，绍兴等地创办多家刊行报纸及书籍的机器印刷。

民国时期，有绍兴育新印刷局、上虞印刷局、嵊县印刷所、诸暨新民印刷所等36家书刊印刷企业。

民国时期，绍兴县所产鹿鸣纸，按产地分，有东山纸（旧称会稽纸）和西山纸（旧称山阴纸）两种。东山纸产地遍于旧会稽县境南部山区，西山纸产于山阴县西南部山区。

民国元年（1912年），王金发、孙德卿出资，从上海购入大二号圆盘印刷机及二至四号铅字等印刷设备，在绍兴城区下大路建立《越铎日报》印刷厂。

民国七至二十九年（1918—1940年），办印刷厂的报社有《越州公报》、《战旗》报、《诸暨民报》、新昌《沃声报》、《嵊新民报》等16家。

民国十九年，萧山有槽户510家，开纸695槽，工人2971人，年产值136万元。所产土纸畅销京、津、苏、杭、绍兴等地。纸行也不少。

抗战期间，土纸销路受阻，槽户十停八九，纸行大多闭歇。抗战胜利后，纸业一度复苏，但销路不及战前，纸价低落，经营萧条。

绍兴金属冶铸业，得益于绍兴地区及周围丰富的金属矿藏，同时军事战备的需求，使得冶金工业有了快速的发展，可以说是得到了政治层面的保障。

春秋于越时，绍兴地区就有冶金工业。

越王允常时，工匠欧冶子为越王铸造湛卢等五把名剑。后来，吴国又有干将和莫邪两把名剑。说明此时吴、越两国都已经掌握质地精湛的铸造青铜剑技术。绍兴的铸镜业也有所发展。

勾践在官渎设置工官，管理冶金工业。在锡山开采锡矿，六山、铜牛山、姑中山等地开采铜矿，在练塘建立冶铜和冶锡的工场。绍兴地区的铸铺、上灶、下灶、剑翁岭等地都是勾践铸剑的工场所在。

春秋晚期至战国早、中期，铜器大量用于军事和农业生产。原始青瓷因比铜、漆生产用具价廉实用而获得发展。其时，越国都城周围窑场遍布。

汉代，铸镜工匠以山阴鲍氏、唐氏最为著名。鲍氏不仅在家乡，还远至湖北等地铸镜。

汉末，会稽郡的铸镜业已很发达，成为全国最重要的铸镜中心。产品远销日本、高丽等国。

南北朝时期，会稽冶炼技艺进一步提高，上虞人谢平发明杂练生鍒法，制作钢朴，为我国冶炼史上一大创举，誉称“中国绝手”。

元大德二年（1298年），开采新昌董村水晶矿，计11374斤。

明代，诸暨洞岩山采掘铅锌矿石。

清末，绍兴陆文奎在绍兴开设陆永兴打铁铺，用细铁条、薄铁片巧制各种铁画挂屏，备受人们喜爱，其产品在1910年南洋劝业会上获金奖；同年，在原打铁铺改设陆永兴五金煤油店，同时收徒传艺，增加铁画屏生产，数年间，经销产品达数百种，产品行销上海、杭州、苏州等地，英、美、日、德等国商行也时有订购。

20年代初期，民间铅、锰、砩石矿产采掘业兴起。

民国二年（1913年），嵊县开采砩石，是浙江省最早发现并出口的砩矿石。矿石主销日本、美国、法国、德国。

民国四年（1915年），锌矿之大者，为诸暨县高坞坑（今萃溪乡），矿石成分，锌占35%—55%“人和公司”开采，锌矿石百余吨，由上海输往日本。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民国二十五—二十八年，每年出口砩石500吨，其中诸暨约占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