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是一座风景秀丽的旅游城市，也是一个物产丰富的“鱼米之乡”。周朝以前，杭州属“扬州之城”，称“余杭”。春秋时期，杭州先属越，后属吴，最后归于越。战国时，属楚国。秦统一六国后，在灵隐山麓设县治，称钱唐，属会稽郡。西汉承秦制。隋王朝建立后，于开皇九年（589年）废郡为州，“杭州”之名第一次出现。唐代，置杭州郡，不久改为余杭郡，治所在钱唐；后又改“钱唐”为“钱塘”。五代十国时，吴越国因偏安东南，故建西府于杭州；所以当时称杭州为西府，州治仍在钱塘。北宋时期，杭州为“两浙路”的路治。南宋建都杭州时，为临安府，治所也在钱塘。中日甲午战争时，中方战败，签订了《马关条约》，杭州被辟为日本的通商商埠。民国元年（1912年），废杭州府，合并钱塘与仁和两县为杭县，仍为省府所在地。
杭州在周朝以前，属“扬州之域”。传说在夏禹治水时，全国分为九州，长江以南的广阔地域均泛称扬州。公元前21世纪，夏禹南巡，大会诸侯于会稽（今绍兴），曾乘舟航行经过这里，并舍其余杭（“杭”是方舟）于此，故名“余杭”。一说，禹至此造舟以渡，越人称此地为“禹杭”，其后，口语相传，讹“禹”为“余”，乃名“余杭”。春秋时，吴越两国争霸，杭州先属越，后属吴，越灭吴后，复属越。战国时，楚灭越国，杭州又归入楚。
秦统一六国后，在灵隐山麓设县治，称钱唐，属会稽郡。《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这是史籍最早记载“钱唐”之名。现在的市区，当时还是随江潮出没的海滩，西湖尚未形成。
西汉承秦制，杭州仍称钱唐。新莽时一度改钱唐为泉亭县；到了东汉，复置钱唐县，属吴郡。这时杭州农田水利兴修初具规模，并从宝石山至万松岭修筑了第一条海塘，西湖开始与海隔断，成为内湖。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杭州属吴国的吴兴郡，归古扬州。东晋咸和元年（326年），印度佛教徒慧理在飞来峰下建了灵隐寺，是西湖最古的丛林建筑。梁武帝太清三年（549年），升钱唐县为临江郡。陈后主祯明元年（587年），又置钱唐郡，辖钱唐、于潜、富阳、新城四县，属吴州。
隋王朝建立后，于开皇九年（589年）废郡为州，“杭州”之名第一次出现。下辖钱唐、余杭、富阳、盐官、于潜、武康六县。州治初在余杭，次年迁钱唐。开皇十一年，在凤凰山依山筑城，“周三十六里九十步”，这是最早的杭州城。大业三年（607年），改置为余杭郡。六年，杨素凿通江南运河，从现在的江苏镇江起，经苏州、嘉兴等地而达杭州，全长400多公里，自此，拱宸桥成为大运河的起讫点。这一重要的地理位置，促进了杭州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这时的余杭郡有户15380，杭州户口统计由此开始。
唐代，置杭州郡，旋改余杭郡，治所在钱唐。因避国号讳，于武德四年（621年）改“钱唐”为“钱塘”。太宗时属江南道，天宝元年（742年）复名余杭郡，属江南东道。乾元元年（758年）又改为杭州，归浙江西道节度，州治一度在钱塘，辖钱塘、盐官、富阳、新城、余杭、临安、于潜、唐山八县。
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偏安东南，建西府于杭州。当时的西府杭州，治在钱塘，辖钱塘、钱江、余杭、安国、于潜、唐山、富阳、新城八县。在吴越三代、五帝共85年的统治下，经过劳动人民的辛勤开拓建设，杭州发展成为全国经济繁荣和文化荟萃之地。欧阳修在《有美堂记》里有这样的描述：“钱塘自五代时，不烦干戈，其人民幸福富庶安乐。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海商贾，风帆浪泊，出入于烟涛杳霭之间，可谓盛矣！”吴越王钱镠在杭州凤凰山筑了“子城”，内建宫殿，作为国治，又在外围筑了“罗城”，周围70里，作为防御。据《吴越备史》记载，这个都城，西起秦望山，沿钱塘江至江干，濒钱塘湖（西湖）到宝石山，东北面到现在的艮山门。以形似腰鼓，故又有“腰鼓城”之称。
吴越王重视兴修水利，引西湖水输入城内运河；在钱塘江沿岸，采用“石囤木桩法”修筑百余里的护岸海塘；还在钱塘江沿岸兴建龙山、浙江二闸，阻止咸水倒灌，减轻潮患，扩大平陆。动用民工凿平江中的石滩，使航道畅通，促进了与沿海各地的水上交通。
在北宋时，杭州实际管辖两浙西路；大观元年（1107年）升为帅府，辖钱塘、仁和、余杭、临安、于潜、昌化、富阳、新登、盐官九县。当时人口已达20余万户，为江南人口最多的州郡之一。经济繁荣，纺织、印刷、酿酒、造纸业都较发达，对外贸易进一步开展，是全国四大商港之一。杭州历任地方官，十分重视对西湖的整治。元祐四年（1089年），著名诗人苏东坡任杭州知州，再度疏浚西湖，用所挖取的葑泥，堆成横跨南北的长堤（苏堤），上有六桥，堤边植桃、柳、芙蓉，使西湖更加美化。又开通茅山、盐桥两河，再疏六井，使卤不入市，民饮称便。
经过北宋150多年的发展，到了南宋时，开始了杭州的鼎盛时期。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升为临安府，治所在钱塘。辖钱塘、仁和、临安、余杭、于潜、昌化、富阳、新城、盐宫九县，地域与唐代大致相当。绍兴八年（1138年）定行在于此，杭州城垣因而大事扩展，当时分为内城和外城。内城，即皇城，方圆九里，环绕着凤凰山，北起凤山门，南达江干，西至万松岭，东抵候潮门，在皇城之内，兴建殿、堂、楼、阁，还有多处行宫及御花园。外城南跨吴山，北截武林门，右连西湖，左靠钱塘江，气势宏伟。设城门13座，城外有护城河。由于北方许多人随朝廷南迁，使临安府人口激增。到咸淳年间（1265~1274年），居民增至124万余人（包括所属县）。就杭州府城所在的钱塘、仁和两县而言，人口也达43万余人。
清初，在杭州城西沿西湖一带建造“旗营”，俗称“满城”。城墙周围十里，南至今开元路，北靠法院路，东临中山中路附近，西面包括湖滨公园，并辟有六座城门，总占地1436亩，成为杭州的“城中城”（民国初年拆除）。雍正二年（1724）、嘉庆五年（1800），浙江总督李卫、巡抚阮元先后再次疏浚西湖，挖起大量葑泥，使湖水加深数尺。杭州人口有续增加。光绪九年（1883），杭州有62万余人。光绪二十一年，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失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杭州开为日本通商商埠，拱宸桥辟为日本租界。随着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和洋务运动的兴起，杭州的近代工业也逐渐发展起来。
中华民国元年（1912），废杭州府，合并钱塘、仁和两县为杭县，仍为省会所在地。民国3年（1914）设道制，置钱塘道，道尹驻杭县。原杭州府所辖各县归钱塘道管辖。民国16年（1927）废道制，析出杭县城区设杭州市，直属浙江省；旧属诸县直属于省。从此，杭州确立为市的建制，市区分为八个区。这时杭州已有少数近代工业，如在1897年创办的通益公纱厂（杭州第一棉纺织厂前身），规模较大；其后又陆继兴办起火柴厂、造纸厂等，传统的手工丝织行业也逐步采用机械传动。1909-1914年，沪杭、杭甬铁路相继建成；全长1453米的钱塘江大桥于1937年竣工。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无条件收回拱宸桥日租界。
杭州有“丝绸之府”之称。杭州的丝绸，历史悠久，质地轻软，色彩绮丽，品种繁多；有绸、缎、绫、绢等十几个大类。
良渚出土的丝织物，就已揭示了杭州丝绸的悠久历史。
4700年前，杭州先民已进行植桑养蚕、缫丝和织帛。
约2750年前，杭州就已经有了完整的丝织品。
春秋战国时，杭州的蚕桑业已相当兴盛。
汉代，丝织品的应用已较为普遍。
三国时期，杭州属东吴，吴主孙权将发展蚕桑丝绸作为“解救民生凋敝，赡军足国”的重要举措。
公元三世纪初，杭州有许多织工和裁缝去日本，并将大量的“吴服”运向日本，杭州已成为日本丝织业的始祖。
魏晋时期，杭州已培育出“良种桑苗”；南北朝时，杭州的优良桑种开始供应东北。南朝时，杭州已可以生产供应书画用的白色绢——缣帛。
隋朝，杭州开始设州筑城，逐渐发展成为繁荣的都市，尤其是京杭大运河南端起点的北关附近（今武林门至湖墅一带），更是“人烟辐辏，商贾云集”。当时，杭产丝织品不仅市内有买卖，而且由此装船经运河运往外地。
唐朝，杭州丝绸贸易继续发展。杭产丝织品在本地城乡得到广泛贸易，城中已经出现了由绸缎商组成的商行，各县城镇农村亦有定期的集市贸易，蚕丝与丝织品均称为重要的交易货物。唐朝的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吸引农民勤于农桑，杭产丝织品愈加丰富，有绯绫、纹纱、白编绫等等。唐中叶，由于北方受“安史之乱”影响，丝绸中心区域由北向南转移。这一时期的杭产丝织品，一是以海上运往日本、高丽（朝鲜）等国；二是由陆路运到我国西北边陲，沿古“丝绸之路”销往中亚诸国。吴越国时，杭州为“西府”，吴越采取“保境安民”政策，在向中原小朝廷称臣的同时，不断发展生产；在丝织生产方面，由此产生了杭州官府织造的开端；另外，作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杭州与日本的丝织品贸易也十分兴盛。诗人白居易的“丝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诗句，进一步道出了杭州丝绸在当时的高水准。而河坊街鳞次栉比的绸庄，则更是见证了丝绸经济的繁荣。
北宋年间，杭州的官营与私营丝织业都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杭州的丝织品远销阿拉伯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南宋时期，杭州丝织业发展呈现以下四个特征：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技术先进；花色品种丰富；内外贸易发达，杭州经销丝织品的商号众多，且杭州丝织品已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印尼、越国、朝鲜和日本等国。宋代，杭州已成为江南丝织和贸易的中心。
宋代末，杭州开始种植棉花。
元初，黄道婆发明的纺织工具与加工技术，推动了杭州棉纺织的生产。元朝，由于民族高压政策与植棉织布的推广，使得杭州丝绸业遭遇困境，但民间仍有许多农户为躲避元兵的骚扰而闭门养蚕。元朝中后期，统治者从“汉地不治”的教训中转而重视农桑，杭州的蚕桑与丝织业有所发展。
明朝，官府实行鼓励农民种植棉、麻、桑的政策；杭州棉花的主要产地在笕桥一带。明朝时，虽已经盛行棉纺织布，但杭州仍保持“丝绸之府”的地位；丝织业仍旧分为官营与私营；这一时期，杭州丝织生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出现了一批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丝绸产品虽在朝廷的海禁之列，但仍有部分商人铤而走险，私运丝绸货品进行国外贸易。
清代，从事手工棉纺织业的人员增多，产品更为丰富。鸦片战争前后，杭州成了手工棉纺织业的中心枢纽和土布的集散地。十九世纪末，近代棉纺织业在杭州兴起。最早的动力机械棉纺厂是创办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的通益公纱厂。清代的官营织造机构数量比明代减少，除在北京设立织造内织造局外，只有在江宁（南京）、苏州、杭州三处设立织造机构，统称“江南三织造”。清代中前期，杭州蚕桑、缫丝，仍旧以农村的家庭副业为主，因而在杭州的市郊以及余杭等县，桑林密布，茧丝交易兴旺。清代中后期，帝国主义列强势力利用特权，来杭州掠夺蚕丝资源，蚕茧、蚕丝成了出口的重要物资，客观上刺激了蚕丝生产的发展。绸庄兼营机纺、独立经营机户、放料代织和丝织工厂成为当时杭州民营丝织业的主要生产组织形式。
民国时期，杭州丝绸对外贸易逐渐形成了生丝外销为主，绸缎内销为主的格局。民国六年至八年（1917——1919年）之间，新办的丝绸工厂如雨后春笋，总数达一百余家。这一时期，杭州城市的丝织业出现了两大变化：一是原料结构从原来使用单一的手工制丝（即土丝）到使用手工制丝与机械制丝（即厂丝）相并存，绸缎品种更加丰富；二是机械设备从原有的木机到手拉铁木机、电力机，创办起了一批能使用机器生产的丝织厂。
抗战胜利初期，杭州产的线呢，已经成为浙、赣、皖三省的大众化衣料，各厂产品热销。
距今约5000年的良渚古城遗址出土的陶器为研究良渚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意义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
春秋时期的原始瓷的主要产地仍在江南地区，特别是春秋晚期，江浙一带的原始瓷器，在制作工艺上进步十分显著。从春秋晚期到战国初期，江南地区烧制和使用的原始瓷器数量，约占同期陶瓷总数的一半左右，达到了原始瓷器发展的鼎盛时期。
战国时期，江南地区原始瓷的生产更趋繁盛。然而战国晚期，正当原始瓷器发展过程中即将实现飞跃的阶段，公元前355年，楚国兴兵消灭了原始瓷生产十分发达的越国。在这场兼并战争中，越国的平民和工匠被大批杀戮，经济文化遭到严重的破坏，越国都城周围的陶瓷作坊也难以幸免。因而原先盛于越过的原始青瓷生产也一蹶不振。
从三国到南朝的三百多年，江南制瓷业获得迅速发展，生产地域不断扩大，东起东南沿海，西达两湖、巴蜀，瓷窑林立，产品丰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南宋建炎四年（1127年），宋朝廷建都临安（今杭州）后，出于对朝廷政治和宫廷生活上的需要，并不从民间的瓷窑烧制宫廷御瓷，而是把国内最优秀的制瓷高手都集中到凤凰山的一处官家瓷窑，又名内窑；与南郊乌龟山的一处窑，即郊坛下窑，统一由修内司负责监制宫殿用瓷。官窑的独立建制，使陶瓷成为承载皇家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封建社会皇族权力延伸至日常用品的表征。
南宋官窑烧制的青瓷，之所以在当时就已成为无价之宝，以及后世又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被视为珍藏品。其主要原因有：一、南宋官窑烧制的青瓷，不进入市场流通；仅为宫廷专用，平民百姓很难见到其真容。二、制瓷工艺精致，产品紫口而厚釉，釉色内蕴而光润，胎色紫光而不黑，釉面冰裂而蕴纹，制作工序一丝不苟；制瓷材料要求相当严格；制瓷过程不计生产成本；产品十分注重文化内涵和艺术特色，这与民窑瓷器的生产方式有很大不同。三、瓷器庄重而高贵，大气而高雅，端庄稳重的气质，透露出一种宫廷御瓷的高贵身份。四、南宋官窑与民间的婺州窑、磁州窑、德化窑等陶瓷艺术相比较，它们最大的区别在于：南宋官窑所展示的是宫廷艺术和宫廷文化，且该艺术和文化严谨而有气派；南宋官窑工艺表达的技术又极为细腻，艺术技巧性很强，是皇家宫廷陶瓷的文化体现。
南宋时期，余杭窑为民间陶瓷业的典型代表。
南宋以降，陶瓷品的制作中心逐渐转移到景德镇一带，浙江青瓷业自此式微。
杭州种茶、制茶，发端于西汉初年。而西湖茶区的开辟则始于东晋。西湖龙井茶的产地，历来以“狮（峰）、龙（井）、云（栖）、虎（跑）、梅（家坞）”的地名排列。西湖龙井茶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唐代。唐代著名茶圣陆羽在他的《茶经》一书中，就有杭州天竺、灵隐二寺产茶的记载。唐时，淳安的鸠坑茶，五代时的严家大方，都为贡品。
北宋时期，西湖群山中生产的宝云茶、香林茶和白云茶，都一一被列为贡品。南宋时，由宝云茶、香林茶和白云茶发展而来的龙井茶，也被列为贡品。元代，龙井茶的品质得到进一步提升。明代的《钱塘县志》曾记载：“茶出龙井者，作豆花香，色清味甘，与他山异”。从此，龙井茶的名声远播。
清代，乾隆皇帝下江南，四次到龙井茶区视察，品茗后赞不绝口；并将胡公庙前的18棵茶封为“御茶”。从此，龙井茶身价大振，名扬天下。清时，淳安、遂安所产的眉茶，以“遂缘”之称驰名国内外茶市。
民国元年，杭州为浙皖闽赣4省的茶叶集散地。抗日战争前，淳安、遂安两县都有制茶工业。
杭州酿酒历史悠久。据记载，两晋时就有著名的余杭裴氏阿姥酒。唐诗中有“若教使者沽春酒，须觅余杭阿姥家”的诗句流传。
唐代，官府设立专卖酒及酒曲的酒店，对酤户和酤肆征收酒税，并代百姓纳榷酒钱。
宋《苏东坡奏议集》卷六《奏开杭州西湖状》载：“天下酒官之盛，未有杭州也，岁课二十余万缗”。宋时，洪春桥溪旁有一所酿造官酒的庭院，院旁广植荷花，每当夏日风起，荷香与酒香四溢。南宋建都杭州，官府在杭城内外遍设“酒务”、“酒库”，酿制“蔷薇露”、“官中御酒”、“流香露”、“碧香白”、“竹叶青”、“虎跑泉”等名酒，酿酒技术迅速向民间扩散。除官府酿酒外，当时还分宫廷酿酒与私人酿酒。
据《民间杭州市新志稿》记载，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市区已有酿造业26家，职工435人。
因黄白酒是传统产品，历来都以作坊手工生产，故到50年代杭州才有酿酒的工厂出现。至于啤酒，那是本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才发展起来的。一开始制作，就是现代化工业生产。进入80年代后，随着消费习惯的形成，市场的成熟，技术的进步以及装备的更新，而获长足发展。
【典当】典当，初名质库，又名“长生库”，最早出现于南齐寺院。唐朝以后，都有富豪之家开设。
南宋时，杭州已有质库数十家。明代，民间经营兴起，开始称典铺或典当，向平民发放有抵押品的高利放款，吸收存款，成为高利贷性质的金融行业。
清代，典当业进一步发展，到咸丰、同治之交，杭州因战事破坏，典当全部停闭。同治三年（1864年）起，典当重新发展，连年增设，投资者都是官绅、富商。至清末，杭州城内有典当20多家。
民国三年（1915年）3月，“杭郡典业公所”在杭州安徽会馆成立。杭州市区参加的典当有：协济、保善、裕通、成裕、善兴、聚和、聚源等。
【钱庄】钱庄，是以贩卖钱钞的钱铺发展起来的，南宋建都临安（杭州）时，官府发行关子、会子。当时市场流通的货币种类繁多。杭州城内出现很多“金银盐钞引交易铺”，用制钱买卖金银和各种钞引。南宋亡后，交易铺消失，但是民间买卖钞贯仍然存在。
明代中叶，又开始有买卖制钱和钞贯的铺户，到万历年间，民间已有钱铺名称，官府曾为发行制钱向朝廷奏准开设钱铺。
明末清初，形成钱庄业，杭州作为省会，还出现了银号、票号、官银号、官钱局等专为地官府服务的金融机构。
清代顺治、康熙、乾隆各朝，钱铺发展很快。道光年间，杭州钱铺已经开发钱票，并有划一的钱市。这时，有的钱铺已与外商有了联系；有的钱铺兼营鸦片买卖，称“土钱店”；有的钱铺支持当时的南北贸易，沟通款项汇划，已经逐步形成钱庄。同治末，杭州建立钱业会馆，形成钱业市场，出现大同行、小同行和现兑庄三类不同的钱庄。
【银行】清代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浙江省第一家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在杭州成立。清末民国初期，杭州银行业兴起。兴起的原因是：官府支持，政府对官商合办的银行直接投资。
国民政府成立后，设立了中央银行，同时改组了中国、交通两行，增设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以“四行二局”为核心，组成垄断金融体系，商办银行受到冲击。
1949年5月，杭州解放，杭州市民管会派员接管了国民政府在杭州的金融机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杭州分行成立，在杭州发行人民币。1952年，杭州完成了对私营银钱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银行根据市场变化，及时放宽或者收紧对私营工商业的放款，发挥它们有利于生产和流通的积极作用，限制它们不利于市场稳定的消极作用。
杭州古代盛产海盐，唐时临平有盐监，为全国四大盐场之一。上墉河即官河也是运盐河，纲监运销历代都有盐法，先为官运官销，后改为官运商销和商运商销。
五代吴越国王钱镠，16岁时就弃学贩盐。因当时私贩盐料是官府严历禁止的，但由于利润极高，因此钱镠铤而走险，在杭州、越州（今绍兴）、宣州等地贩卖私盐和粮食。这段贩卖私盐的经历，练就了钱镠体魄和胆略，也为他日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经济基础。
杭州生产土纸的历史，可追溯到汉明帝时期。
东汉时期，杭州富阳等地已有手工造纸。
东晋南朝时期，杭州以造藤纸、竹纸为多。据唐代《元和郡县志》记载，余杭县由拳村（今余杭泰山乡）出产的拳黄藤纸为名品，余杭县令范宁规定以藤纸为官府文书用纸。
唐开元年间，余杭藤纸被列为贡品。南宋时，临安印刷业在全国首屈一指。当时，不仅许多官府机构参与刻书工作，而且书肆和个人也好此业，可谓官刻和私雕并举。南宋时期，除余杭藤纸外，还有西湖赤亭山的赤亭纸、钱塘油纸、富阳小井纸、临安蠲纸及睦州淳安的竹纸等，均为名品。宋代，杭州诸纸色白质韧，除用印书外，还用于印“东南会子”（类似纸币）和各种“引券”（即证书、执照之类）。赤山湖滨和安溪，当时都设有造会局，工匠多时，达1200余人。宋代，杭州印刷业布衣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从而使雕刻印刷盛行，杭州成了全国三大刻书中心之一。
元时，印刷业已成为当时杭州的主要手工业。
明至晚清，桐庐造纸是严州府最发达的县，桐庐以历日纸、土纸为著名；分水以综青纸、银色纸、烧纸等负有盛名。此外，杭州的油纸，余杭的竹烧纸，富阳的“谢公笺”及以稻草为原料的草纸，昌化、於潜的桃花纸，新登的雨伞纸等都为名品。清光绪年间，富阳的竹纸帘，丝细如头发，漆如紫色，悬于门窗，极为雅观。
杭州现代造纸业始于二十世纪20年代。民国十三年（1924年），武林造纸厂（华丰造纸厂前身）投产，创省内机器造纸之始。民国十八年（1929年）举办的西湖博览会上，杭州有多种纸品获奖。
据《杭州市志》记载，从1960年起，华丰造纸厂自行设计制造长网造纸机；生产的主要产品有卷烟纸、水松原纸和水松纸、拷贝纸等。
春秋战国时，越国开采、冶金之风兴起，进行铜锡开采、兵器铸造。杭州等地都可冶铸青铜器。
秦代、已在建德置官采铜。
西晋时期，杭州地区普遍有冶炼等手工业。
南宋时期，杭州已经有铁器、铜等铸造的小五金商品。
元朝，金属器具品种繁多。
明代，金银铜铁锡制作的工艺品玲珑剔透。
清代同冶年间，许源兴铁铺作坊所产的“五作”工具，被公认为不易生锈，不粘泥，不卷口而名声远扬。清末，杭州五金行业开设的店有36家，其中五金商店2家、铁器店11家，铜锡店18家，白铁店3家，度量衡店2家。
民国十六年，五金行业共有238家，其中五金店32家，铁器店63家，铜锡器店82家，白铁器店47家，度量衡店14家。民国二十三年，五金商店已经从经营五金发展到生产性五金商店。
